李跃华

今年是五四运动百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共刚刚开过十九届四中全会，三者看似各不相同，其实，在笔者看来，三件事有内在的逻辑暗连。

五四运动最大的特征是启蒙，其活动主旨在于在中国引入现代理念。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过程，即是现代中国建设的过程，从治理主体到治理客体，都发生了巨变。

而十九届四中全会，就是希望把建国70年中成熟的经验做法形成制度并固定下来，总结完善不足地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思想的现代化，到国家的现代化，再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都是现代中国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三者有内在关联。

五四运动把德先生和赛先生带进中国，即科学和民主，即现代社会的理念。这一运动给当时国人带来的最大冲击即是思想上的冲击，这也是五四运动所希望的，他们希望能更新国人的思想理念，从传统小农经济思维升级到科学与民主阶段。

1949年中共建国之初，就建立了影响至今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框架。一直到今天的中国政府改革，都是在这个制度和框架的大格局里修改完善。用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提法，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只不过，建国70年中，一直在充实丰富和更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到了今天，形成了建立在中国具体国情基础上的中国特色治理制度。

这些制度因为其有效，所以被推广和巩固下来，这些就是中共总书记...说的“坚持和巩固什么”。同时，制度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联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治理制度也需要与时俱进，这样才能更好发挥效能，彰显治理效能，这就是...说的“完善和发展什么”。

十九届四中全会是从治理角度分析现代中国的生成和成长。这个会议公报里提出的十三个坚持，正如其他学者分析道，先是三个统领性制度，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社会主义法治，后面的九个坚持和完善，则是在这三点的统领之下。

这里面集中讲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制度效能发挥的体现，即治理能力。这十三个坚持和完善，最终目标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即是现代中国在治理层面的体现。

有了思想上的现代启蒙，才有了建设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正是因为建设现代中国的过程中，诞生和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治理制度。当然，中国的现代性在今天看来，仍然还有很多不足，即还有很多工作也做。这也是十九届四中全会里在十三个坚持和完善中提出的工作要求，这是中国国人目前或多或少感知到的问题和不确定性，而十九届四中全会制定的方向和措施，就是来解决当下和未来问题的。而且，解决的速度很快。

福山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因写就《历史的终结》一书而名声大噪。在这篇文章里，他认为世界上的治理制度从此大同，都是以欧美治理制度为模版。20年后，他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里，他认为世界上不同政体的建构与该国或地区的历史、社会、文化传统有关系。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号称西方民主政体的欧美国家，其政治运作结构也不尽相同，比如美国的总统制，德国的总理负责制，法国的半总统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等等。米格代尔在《社会中的国家》一书中也指出，国家的政体与治理结构受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传统的深刻影响。

时至今日，世界上不同国家的政治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体现这一点。新加坡也具有鲜明自身风格的治理结构，其今天的成就充分证明了自身独特治理运作逻辑的有效性和可信性。这些现实案例也增强了世界各国追求在适合本国和地区的政制道路上稳步前进。

但是，反过来看，正如福山反思自己的人历史终结论一样，任何国家也不能认为自己的道路就是“终结”，任何国家的治理结构都有其具体国情形成的特殊性，在其本国或地区，在当时起作用，不代表其他地方，或者任何时期都可以起作用。这一点，中共也清醒认识到，...就在党内指出，“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远充满生机活力。”

中国有很多学者在反思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现代性体现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体现在民众思想和行为的现代化方面。尤其在中国这样具有独特历史文化传统特点的国家，政治治理的现代化对民众现代化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

新加坡和台湾地区是两个对比比较明显的案例。台湾民众素质和新加坡民众素质是一样的，可是因为政治运作逻辑不一样，新加坡现在的各方面发展应该说领先台湾很多，包括政治的现代化方面，也被世界所公认。台湾的政治按照福山现在的观点分析，就是在法治没有建设完全的情况下推出民主，导致了今天的民主乱象。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今天结合自己的国情探索建设自己的治理结构，有其历史合理性，其秉持的“实践永无止境”的心态建设更是必要。治理结构的现代化是现代中国的重要一环，也深深影响着现代中国的发展。

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