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炳良（香港教育大学公共行政学研究讲座教授、运输及房屋局前局长）

区议会选举结果公布后，有外媒形容为“the battle for Hong Kong”（争夺香港之战）。

为何一场《逃犯条例》修例风波，会导致今天如此撕裂、有如陷入“内战”的局面？政府及有关方面的应对失当，难辞其咎。

其实稍有政治触觉，当知在6月9日（民阵声称）“百万人”上街抗议后，大局已变，本应立即止蚀、疏导民愤、化解危机，而不是只指有外力摆布，不正视己方错失，单以制度强力压下勇武示威者的冲击，完全漠视“阳光”（相对于“北风”）策略的必要，看不到民心民怨所在，让乱局蔓延。

从那一刻起，他们逐渐失去香港。单维的“止暴制乱”，反助长暴力和仇恨升级扩散。激进抗争者采取“遍地开花”的策略，警方随之起舞也加强在各区镇暴的力度，于是“反对警暴、对抗暴政”取代了“反修例”成为7月起民间抗争凝聚力量的主轴，而当这些抗争深入不同社区，大大小小冲突现场遂变成把平民和学生进一步激进化的新场域。

这也解释了为何今次区议会选举，尽管反政府（所谓非建制）参选者合起来获总得票不足六成，比例不见得悬殊（57%对41%），却能每区皆占多数，导致在17区“变天”的格局（离岛区议会只因存在亲建制的当然议席才不至“沦陷”）。

出现非建制拿到约八成议席的表面海啸局面，投票率远高出预期是关键因素，有学者估计，若只有六成而非七成，则建制派或有机会保住不少席位，虽然非建制仍会过半数。现在区区逆转，在在显示多数民意所趋，宁投旗帜鲜明的年轻抗争者，不去计较有否社区服务往绩，这样的民心大逆转，对政府而言才是大问题，它不是政变，但肯定是民变！

在暴力不断升级下，泛民中的“和理非”支持者不与勇武派切割，尚可解释为“和勇”合力的战略运用，但经历多月的街头暴力和交通系统破坏，颇多市民开始受不了，为何未出现建制派欲见的民意逆转呢？说白了就是因为社区上不少市民对政府的不满超越其对抗争暴力的讨厌，他们要用选票惩罚当权者。主政者若仍看不清这种民情，就是活在另一平行时空。事情就如洪清田于11月29日本版撰文所言，每一步（看似）的“对”，合起来却变成系统性的全面“错”。

今以ballot（投票）而非bullet（子弹）来一个总清算，对香港是好事，因为市民大多认同回归到制度去解决问题。多月动乱后，人心既求变也思静，他们在观望等待，看政府能否调整思维策略，创造社会对话和解、重建互信、开展改革的条件，否则另一机会之窗又错过（注）。也看抗争者拿了市民赋予的正当性后是否懂得进退艺术，在体制中寻求政治出路，否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社会要从“内战”状态中走出来。从来战争中作战各方都认定为正义而战，于是制度暴力、造反暴力、仇恨等，皆被绝对化、神圣化，生命不被珍惜，人性理性可以扭曲。小魔鬼释放出来，就像William Golding名著Lord of the Flies（中译《苍蝇王》）所描述般恐怖，最终失掉的还是各方声称去守护的香港价值与人道。不愿香港撕裂、暴力化、自毁下去的市民，不论颜色都要发声。

更关键的是北京如何解读香港复杂的情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高调介入香港当前危机，增添更多不稳定的国际政治博弈元素。从来大国政治在正义修辞背后乃赤裸裸的功利计算，香港跟近月其他一些城市也发生的反政府抗争运动有一个重要区別，就是涉及中国，一个在经济和军事力量上足以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另类国家（西方视为具威胁的专制国家资本主义体系）。

奥巴马年代美国已进行重返亚太的国防及外交策略调整，至特朗普主政更确定为印太战略，矛头直指中国。由他发动的贸易战，只是表面，背里是一场对决性的、全方位的制度之战。在美国要求下，欧日韩澳甚至部分南亚、东南亚国家已明显归边，不似昔日在美中两国之间维持平衡定位，而美英澳纽加的“五眼”情报联盟正加强合作，配合攻势，新冷战已启幕。

打从2014年占中运动起香港问题的出现，既因中央对港政策盲点及香港政治和社会结构性矛盾所促使，也有特区政府及涉港官员误判及处理失策的非必然因素，还与上述的国际大气候变化有关。从来外力藉内因去发酵，香港愈乱，对美国牵制中国愈有利。

1992年美国通过《香港政策法》乃为了配合“一国两制”，因当时押注于中国，但去年《经济学人》杂志已表示西方押错注了，今天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是针对中国，押注于香港的反对派力量，构成其新印太战略的一部分。美国一直视台湾为其“保护地”（protectorate），现今欲把香港也纳入其保护伞，反映一些评论人所说的“中美共治”意图。

北京不会不觉察美国的部署，故才把香港的危机定性为国家主权和安全问题（所谓颜色革命）。在“两制”摩擦日剧、互信急降的劣势下，中央官员忧虑港人（特別是年轻一代）失去国家认同，投靠外力，因此才有《人民日报》（11月29日）《美国绝不是香港的恩主》、为何感恩美国干预的反问。

北京怕失去香港。但愈是焦虑，若只对香港操控加码，把一些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必适得其反，堕入人家的政治圈套。固本清源，中央政府须全面而务实地检讨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实践的得失。为何这么多年，始终无法令大部分港人“人心回归”呢？这关乎如何解读港人心灵，及两制之下“两种身份”（国家、本土）和「两种存在主义」（自由、法治、制度及生活方式上的差异）的共存互利。

回归后中联办首任主任姜恩柱曾说过“香港是一本难懂的书”，若不懂得好好了解、处理和欣赏香港的异质性，动辄要求趋同，驱使本来“大中华”倾向者产生疏离，怀疑论者变成抗拒者，年轻一代自决、分离情绪日盛，于是中央又更强硬反应，自我应验预言式的恶性循环下去，香港就会承受不了，失掉应有的光彩。

山雨欲来风满楼，香港正处于另一政治转折点，前景如何，得看主要博弈者如何把这盘残棋捉下去，福祸尽在一念之差。

注：11月由青年智库MWYO委托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进行的“各方对话”意见调查显示，各方对话须在合适的社会氛围下才可成事，而76%受访者认为早前（9月26日）林郑特首搞的社区对话无助于缓和社会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