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产与原创的关系

中产文化和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关联呢？正如在西方，人们可以从多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但这里只想讨论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少有原创性的思想和技术？如果把缺少原创性思想和技术置于这些年中国一直在讨论的“供给侧”改革的内容中，就比较容易理解对经济的影响。简单地说，原创属于供给侧，缺少了原创，就等于没有来自供给侧的动力。

为什么缺少原创？这个问题可以有无数的答案，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很简单的答案：鲜有人能够“仰望星空”。

就技术而言，人们对利益都非常敏感，有了技术马上可以应用。近来美国诬蔑中国偷美国的技术，实际上中国是美国技术最大的应用市场。一些人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基地，这是过度夸张了；确切地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组装基地。在西方技术扩散到中国的过程中，往往是山寨版充斥市场，往往不能尊重人家的知识产权。

这个情况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发生过，例如美国、德国等后发展中国家早期也学英国、日本学美欧、韩国学日本等。问题是，这些国家很快走过了学习阶段，进入原创性阶段。但在中国，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对原创性的东西缺乏兴趣，更缺乏能力，结果既处处受制于人，也始终停留在附加值低端的产品。直到这两年中美发生贸易战，很多人才发现自己和美国的差异还是那么巨大，而且在很多方面难以逾越。

今天，美国与中国进行贸易战的最终目标，就是把中国的产业定位在产业链和附加值的低端，只要中国的技术不挑战美国、不超越美国，美国还是世界的老大。当然，中国越来越多人现在意识到原创技术的重要性，下决心进行大投入搞研发。愿望是一回事，能否实现是另一回事。即使现在急起直追，也需要很多时日。更重要的是，在没有文化中产的情况下，现在的局面是否可以坚持下去，仍然是未知数。

文化无产更表现在社会科学上。一句话，文化无产导致了话语权的缺失，无论在内部还是在国际社会。很多学者只扮演了西方知识买办的角色，忙于贩卖知识。尽管中国有世界史上史无前例的转型，西方想方设法理解中国，但中国学者就是提供不了有效的知识。西方对中国从西方进口的知识并不怎么感兴趣，因为他们本来就已经很熟悉，更因为这些知识无法解释中国的现实。

文化无产未能生产新知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研究可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官学，中国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大量的马克思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不过，平心而论，投入了如此大量的人财物力，有多少原创性的研究？自毛泽东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是各方所努力的，但到现在为止，什么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呢？

知识界未能生产能够解释中国的知识体系，很多人把原因归诸于政治和管理体制。政治环境和管理体制自然很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如果人们认为，缺少有效知识只是没有言论自由所致，那就过于简单化了。中国历史上集权的时候，并没有阻碍知识界的知识生产，而分权甚至国家权力解体的时候，也没有出现新的思想。如果知识界不能反思自己在知识生产方面的兴趣、能力、方法论等问题，外在环境再好，也无助于有效知识的生产。

例如，上世纪80、90年代大家都抱怨知识界太穷，不能集中精力来做学问。现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条件已经大大改善，尤其是那些名教授，但条件的改善是否有助于知识的生产？一个荒唐的现实是，钱越多，知识界就越腐败。从前钱不多的时候，大家还可以专心做些学问；现在钱太多了，大家就转向用各种方法抢钱。这么一来，学问自然要荒废了。

实际上，社交媒体时代的来临，使得知识界下行速度在加速。大家为了争名气或争金钱，纷纷加入抢流量的队伍。一些学校甚至公然用流量来衡量学者的业绩。知识阶层一味地庸俗化，只是为了取悦大众。

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首先培养一个文化中产阶层，在文化中产的基础上，培养一批文化贵族。当然，这里所说的贵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贵族，而是诚如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的，一个能够有时间、有兴趣和有能力“仰望星空”的群体。唯有这样，经济才会有希望，国家和民族才会有希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提“四个现代化”，后来又加上制度等现代化，但就是遗忘了人的现代化。文化中产无疑是人的现代化的主题，就是要培养富裕的人格。没有富裕的人格，国家很难走向富裕和维持富裕。要培养文化中产，就要从精英做起。西方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亚洲社会包括日本、韩国、台湾等也是这样走过来的。精英不仅仅意味着拥有权力、拥有财富、拥有知识，更重要的是，精英必须具有责任感和担当。一旦社会的精英失去担当和责任感，再好的社会也会出现问题，当代西方的民粹主义就是这种局面。其他社会如此，中国也如此。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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