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与年长之间的区别

种种因素促成了老一辈把自己和年轻一代区别和间隔开来，而社交媒体等技术因素，更使得年轻一代也轻易地把自己和年长者区别和隔离开来。

这种区别和隔离表现在政治上便是政治激进化。政治激进化的主体是反建制，尽管在很多时候激进化也表现在反老一代所确立起来的所有一切。政治激进化在当代的主要表现，便是民粹主义的崛起。民粹主义崛起既有精英的动力，也有社会的动力。就精英来说，主要来自体制外精英，或者身处体制内但对现存体制不满的精英人物。

在西方民主社会或者存在选举制度的社会，“一人一票”制度纷纷把体制外的精英推向政治权力的顶峰。这些“局外人”试图重新定义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和权力的使用方法。在本质上说，“局外人”是反体制的，和建制派精英经常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

就社会来说，不同社会群体提供了民粹的基础。但如果认为只有社会底层或者穷人是民粹的基础，那就大错特错了。穷人如果没有精英的动员，很难成为民粹力量。如前面所讨论的，当代的很多社会抗议者大都不是穷人，在各方面都表现为“富裕”。例如在美国，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前，没有多少人会认为白人也会成为民粹的基础。

和精英民粹主义者一样，社会民粹也是反建制的，很多人甚至对建制抱有仇恨。社会民粹广泛使用“民主、自由、公正、正义、平等”等口号，使得这些传统上来之不易的价值表现得异常廉价。

不过，在实际层面，这些“价值”仅仅成为抗议者论证自己行为合法性和体现自己道德优越感的装饰物，有多少社会抗议者真正去理解这些价值背后的东西呢？只要能够和反建制联系甚至等同起来，任何一种价值都是可以为社会抗议者所使用的。因此，在很多场合，为了反叛而去反叛便成为了当代社会抗议的一个显著特点。

社会抗议促成建制派和反建制派之间的公开对立，并且往往造成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经验地看，如果考虑到这一波社会抗议运动的宏观社会经济背景和微观领域教育、技术等因素，人们可以预期社会抗议运动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曾经就社会抗议运动提出了“钟摆”理论，即社会群体在私人领域和公众领域之间流动，造成了社会运动。人们一旦在私人领域呆久了，就会有欲望走向公共领域，这一流动造成了社会运动；但人们一旦在公共领域呆久了，就想往私人领域流动，如果是从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的流动，就意味着社会抗议的衰落。

赫希曼描述的是1960年代的社会抗议运动。今天的社会运动要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并不容易，因为今天的社会抗议运动并不是如赫希曼所说的群体“微观”选择的结果，而是结构要素失衡（全球化、技术进步、社会分化等）的结果。在这些结构达成相对平衡之前，社会抗议很难平静下来。但要达成这些方面的结构平衡，便需要各国的结构性改革。这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面对新一轮社会抗议潮，一些国家的政府已经提出要在政府和社会之间订立新的社会契约。的确，正如18世纪英国思想家伯克（Edmund Burke）所言，社会契约不仅仅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也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同代际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的。

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无论是既得利益群体还是其他，都没有可能挟持其他社会群体来和政府签订契约。这种社会契约意味着既得利益（无论是掌权者还是掌握政治话语权的社会群体）的自律，既得利益群体毫无节制的权力和权利要求，只能激发年轻一代更大的反叛。

不过，现实地说，这一波社会抗议运动已经远远不是新的社会契约问题了。运动的持续发展更有可能导致根本性的体制性变革。今天的社会结构需要一种既高度集中，又高度分散自治的政治体系。集中不是指个人集权，而是指体制的集中，不是全面的集中，而是选择性集中，以保障主权国家的存在和继续。此外，由技术进步而导致的很多社会问题（包括失业）也需要主权国家层面的解决方案，而市场越来越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

人们仍然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主权国家的世界。实际上，因为全球化，主权国家概念在强化。同时，各种地方认同（包括团体认同）也在强化，这一趋势又要求分权和自治。

历史地看，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政治体系是帝国和封建制度。不过，很难想象，今天的世界还能回归到帝国或者封建体制。新的体制又会是怎么样的呢？这便需要人们的政治想象力了。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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