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透视

最近，德国之声记者对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邵岚进行了访谈。在采访中，邵岚始终不肯就学生的暴力行为反思或谴责，而是顾左右而言他，坚持香港政府必须释放全部被捕学生，必须满足他们的全部五大诉求。这背后，实际上是将全体香港市民和整个香港社会和他们绑架在一起， 以逃避这些运动领袖所可能面临的法律责任。

她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天安门事件后接受外媒采访的柴玲。当记者问柴玲是否知道部队第二天将开进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的时候，她回答知道。记者问她为什么不告诉当时在广场的学生，好让他们撤离？她说运动总是会有牺牲的。记者继续追问她，那你为什么要撤离，而不继续留在广场？她说运动少不了领导者，她要继续领导这场运动。当年第一次看到柴玲这段访谈的时候，真的是看得我毛骨悚然。

作为民主运动的领导人，显然是需要自我牺牲精神的，包括直面丧失自由甚至是生命的危险；而不是在这种危险来临之际，绑架其他人来给自己当挡箭牌。民主运动要想取得成功，那只能是一浪接一浪的不断递进，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次实现全部目标。在一次运动起来后，让政府不得不在某些问题上做出妥协，给政府改进的时间和空间。

同时，运动领袖做好为运动中过火、超出合法界线的违法犯罪问题承担法律责任的准备，在狱中作为精神领袖继续感召大家，为下一次运动做好铺垫和准备，不断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当然，这些过火的违法犯罪行为，不能也不应该是鼓动或放任参与者对他人使用暴力。

跟证据学上的毒树之果一样，暴力也是一株毒树，它结出来的只可能是毒果、恶果，不可能绽放出民主自由的花。任何人，如果试图通过暴力将整个社会和他们的诉求绑架在一起，甚至是故意以牺牲他人生命为代价来保全自己，无论他们的诉求看上去多么高尚，都只会让事情走向反面，都只会让他们变成自己所反对的人。

以前研读世界历史的时候，总觉得甘地这个人很没有魅力，他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一点都不浪漫，不像其他世界革命领袖那样具有传奇色彩。现在想来，这里面蕴含了多少悲天悯人的思想，避免了多少无谓的流血和牺牲。多少以暴力手段反抗专制独裁的运动，最终都走向了它的反面，成功之后建立起的不过是一个新的独裁政府，开始一个新的暴力政府更替的轮回。在现代专制社会里，要想真正推动社会变革，实现民主和自由，也许甘地走过的路才是唯一可行的路。

回到香港这次民主运动上来，当香港政府宣布撤回修例决定时，本来意味着这次运动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正是结束它的最好时机。但运动领袖非要香港政府一次性满足他们全部五大诉求（且不论有些诉求根本不在香港政府权限范围内），并开始用大规模的暴力绑架整个社会，等香港警察开始大范围抓人时，又到处扔燃烧瓶烧毁公交地铁，采取一些更激烈的暴力手段，逼迫香港政府释放被捕的全部学生。

这绝对不是他们政治上的幼稚，不懂得必要的妥协，而是真的缺少甘地、曼德拉那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牺牲精神。现在这些学生领袖想的只是——我宁愿将别人、将整个社会毁灭拖入地狱，也要保全我自己。这样的人，能引领社会进步吗？

香港这场民主运动，从他们在机场围堵漫骂推搡赶飞机的老人起就开始慢慢变味，走向了这场运动初衷的反面，逐渐丧失其正当性，以至于到现在这样一种无法收拾的局面。在当前局势下，一个真正有历史责任感的运动领袖应该做的是：

一、呼吁大家立即停止使用暴力；

二、就这场运动失控后给社会造成的巨大动荡，向全体香港市民公开道歉；

三、接受香港法院的审判，将事件纳入法治的轨道；

四、在狱中继续发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唯此，还有挽救这场民主运动的一线机会。这种情况会出现吗？从目前这些运动领导人的格局和思想境界来看，多半会像鲍勃·迪伦歌词里写的那样——The answer is blowin' in the wind……（答案在风中）

作者在北京担任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