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和权力关系而言，西方很多知识分子都可以保持距离以展示自己的“独立”。尽管西方知识分子可以对掌权者保持距离，甚至持批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能够与权力保持距离。事实上，可能刚好相反，西方的知识分子和权力是一体的。这些年来，在国际社会，西方知识分子和权力者一体化，把在全世界推行西方体制作为自己的使命。

如果没有知识的支撑，西方掌权者至少在合理化自己的对外行为方面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同时，在帮助掌权者推广西方体制的同时，西方知识分子完全忘记了批评和反思西方体制的任务。或者说，在马克思之后已经没有了马克思。当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之后，西方如此盛行，表明西方知识界对此的高度认同，认为西方体制是最好的了。

即使发展到了今天那样的由党派之争所造成的乱局，人们除了指责一些政治人物之外，仍然没有对体制本身的反思。这种思维甚至影响到反建制派。反建制派尽管不满掌权者，甚至不满现行体制，但同样提不出任何替代途径。

结果，这种简单的建制与反建制阻碍了思考，大家都是行动导向的，但行动缺失方向，缺失价值观。更有意思的是，一旦当反建制者变成了建制派，或者说那些“局外人”入局之后，仍然没有价值和方向可言。

近代以来，从来就没有像今天那样，历史的发展失去了方向。全世界各个地方都在发生不同类型的抗议和冲突，甚至战争，但人们不知道为什么而抗议，而冲突，而战争。在越来越多的社会，建制派或者掌权精英完全没有讨论的余地，固守着自己的利益，而抗议者所秉持的理想要不是乌托邦，要不是简单的民粹和愤怒。在一个全球化和社交媒体时代，和平的转型和发展似乎越来越难了。

知识与资本的关系

第三，制度化也表现在知识与资本的关系。在这一层面，也同样表现为一方的对资本的依附，另一方的反资本。知识对资本的依附正如其对权力的依附，不过在西方对资本的依附要比对权力的依附严重得多，也更为隐蔽。在传统西方话语中，资本本身就被视为是对政治权力的一种有效制衡，知识分子和资本站在一起，就可以公开宣称自己的“独立价值”。

同时，资本对思想的控制也更为隐蔽、更为巧妙、更为“人性化”。在西方，资本和知识的关系远远甚于政府和知识的关系，资本通过诸如基金、捐款、项目支持、“独立”研究机构和智库等等途径，和知识确立了最直接的关系，在很多场合，都是直接控制了知识生产的各个过程，包括什么知识可以生产、什么知识不可以生产、生产多少知识等。

因此，资本主义不仅控制物质生产，而且也控制精神生产。这一点早已经为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揭示，只不过是在当代随着资本控制的财富规模的越来越巨大，资本对知识的控制越来越甚，越来越赤裸裸。

如果人们把依附资本的知识分子称之为“右派”，西方也存在一个反抗资本的“左派”。但即使是“左派”，在60年代以来，也并无多少建树。他们中的一些人沦落为“抵抗派”，为了抵抗而抵抗；另一些人转向政府，希望以政治力量抵抗资本；还有些人诉诸于毫无现实可行的乌托邦激进主义。一句话，60年代以来的左派已经失去了目的性，没有出现任何有建设性的思想。

第四，知识生产“工厂”的制度化。知识生产“工厂”主要由大学、研究机构和其他具有相同功能的机构组成。这里的制度化更是显见。首先是知识界本身的“政治上正确”。“政治上正确”的产生早期是为了“公共利益”，但后来范围越来越广，几乎包括所有不能“得罪”的东西，包括上述意识形态、权力和资本。

其次是高度官僚化的学术评审制度。今天的学术评审制度实际上和学术本身并无多少关系。人们可说，所谓的学术评审制度是资本或者政府为了控制学术而引入的一种竞争制度，因为知识工厂需要通过评审的结果来得到资金或者其他方面的支持。是否学术或者学术的优劣是评审者说了算，而评审者又是代表谁的利益呢？人们戏称，如果马克思那样的思想家今天还活着，他们是评不上教授的。

再次，在这样的制度化压力面前，知识分子本身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即从从前的思想生产者演变成为专业学者，人们所做的就是遵循学术八股，把时间消费在各种“琐碎”里面。人人都在写文章，但不知道为什么而写。

在层层制度化压力面前，知识生产者越来越具有工具性，而失去了知识人本来所应当具有的人性。如此，人们只有自私，没有自我。自私到了极端，利益短视，目光短浅，失去了知识人应当具有的想象力。当知识生产者依附意识形态、资本、政府或者其他的时候，他们就都是被圈养的人。一旦成为被圈养者，思想的终结变得不可避免了。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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