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时报社论

智利政府10月底宣布，停办11月的亚太经合会（APEC）和12月的国际气候峰会，前者影响到特朗普和...的正式会面与贸易休兵，后者则已经由联合国确认，西班牙政府愿意接手办理气候变迁公约的第25次缔约方会议（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 25）。余波荡漾之际，让人好奇的是，为什么会罕见的发生主办国临时停办的特殊状况。

事实上，由智利所主办12月2日到13日的气候峰会，已经因为2018年10月底当选、素有“巴西特朗普”之称的右派总统波索纳罗于2019年1月表示，不要办理这个与地球暖化和气候变迁有关的会议之后，由智利政府临时接棒。相较于其他南美各国的经济现况，智利总统皮涅拉（Sebastian Pinera）10月底宣布，停办11月的APEC峰会和下个月的国际气候峰会，令国际社会错愕。经历1973年到1990年皮诺丘将军的“军政府”专制统治之后，从1990年以来，除了2010年到2014年已经做过四年总统的现任总统之外，长期由中间偏左政党执政的智利，经济发展程度属于中南美洲的“前段班”。如今因为首都地铁票价的涨价，从街头冲突到引爆大规模的反政府抗争，是因为社会的“不平等”（inequality），确实让人不解。

据经济部国贸局的智利国家档案，2017年国民平均所得1.5万美元，失业率6.4%，经济成长率1.5%，2015～2017年的平均成长率1.8%。OECD在2019年5月出版的经济展望，当时预估2018～2020年则分别成长4%、3.4%、3.3%。但是在2018年的经济展望中，当时OECD建议，智利政府应该减少对于自然资源（例如大量输往中国大陆的铜）之依赖。

2018年当选、现任中间偏右的总统，政策作为不同于过去长期执政的左派政府，引爆这次反政府抗议风潮的导火线，则是因为“上涨的不是劳工的薪资，而是首都地铁在尖峰时刻的票价”。

细究其根源，因为街头抗争进而宵禁、甚至进入紧急状态之政治情势，在政府出动军警进行镇压之后，智利总统皮涅拉于10月22日公开道歉、28日大幅改组内阁，也没有办法挽回局势。面对基层群众因为长期不均衡发展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inequality）现象，其所提出的补救方案是调高最低工资和退休金的社会福利措施。

当贫富不均的问题，成为各国政府必须面对的普遍现象；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长期由中间偏左政党执政的智利，也有严重的贫富不均问题？

针对当年苏联和中共的计划经济体制，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在1980年曾经说过: “一个认为平等（结果平等）比自由更重要的社会，到头来就会平等和自由两头空”。就此而言，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孰优孰劣，经济学家或许早有定论。

由于“平等的待遇”与“应该得到的待遇”之间，要如何随着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对所有政府来说，几乎都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而其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社会福利措施与支出的“易放，难收”。

而如果不按照“个人的功绩（贡献）”、而是依照“个人的需求”分配国家的所有资源，藉以增进人民经社条件之平等，普罗大众所渴望追求的“公平”社会，在现实的政治世界里面，似乎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普遍无解的难题。

以智利政府10月中旬面对年轻世代抗议地铁票涨价的初期，并没有体认到冲突一发不可收拾的情势，有其更深层贫富不均的社会因素。由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特别重视条件的平等，也因此，当贫富差距愈形扩大成为“普世现象”，当前各国民众对于社会主义“平等”价值的渴望，同样也出现在美国和欧洲各国，就不会令人感到意外。

在南美洲可谓“经济模范生”的智利，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善贫富不均现象，换言之，问题并不是经济体制的本身、也未必是国家经济是否开始衰退，“问题是在政治”，“问题是在分配”。就算在欧美国家没有挥之不去的贪污腐败，也都有严重的贫富不均问题，也都成为选举的重要诉求。

值得观察的是，当各国都因为贫富差距愈形扩大，民众对于社会主义“平等”价值的渴望就会增强，甚或进而形成希望偏左派政府能够施展雷霆手段，救助贫苦的无产阶级和青年人。无论是欧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氛围尤其在选举过程中更加凸显，值得台湾朝野有识之士密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