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透视

不同国家的国情、体制与文化确有差异。在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正努力争取2020年大选取胜和连任。请注意，这里的关键词是“努力争取”，即特朗普明年到底是否可以连任总统，并不取决于特朗普本人、他的白宫团队，甚至他所属的美国共和党，尽管他们可以去努力争取。美国的选举制度和3亿多选民，将最终决定特朗普的政治命运。于是，美国的大选至关重要。

而中国的政经大事和走向，虽有大众民意和社会影响的因素，但基本上是由执政党来决策和决定，否则譬如中共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等，就不会达到“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的定位高度。于是，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以下简称“四中全会”），必定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并为世界瞩目。

四中全会召开的时机和时局，真可谓恰逢多事之秋，遭遇治乱之际。海外有观察舆论认为四中全会将面临三大严峻议题：中国国内经济的持续下行压力；中美贸易战影响重大，久拖未决；香港局面的港人离心，持续动荡。但笔者认为以上推断似有过于就事论事之嫌。

依照中共的历史沿革和传统运作方式，凡遇重大历史关头或关键时刻，一般都会着重于反思、审视和调整党的政治路线、军事战略（战时）、经济方针（平时）及组织人事结构，并以这几大宏观层面的调整变革，来带动推动具体政策执行力度和国家项目操作。

政治路线的检讨，一般关系到左倾或右倾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和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旋律都是“纠左”。据中共党史记载，遵义会议由于红军面临生死存亡，因此把对机械教条的军事战略调整放在了首位；十一届三中全会因为文革刚刚结束而痛定思痛，大刀阔斧对当时的极左政治路线改弦更张。

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提出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为经济改革，从传统苏联式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铺平了道路。至于组织人事结构，也都会随着新确立的路线方针展开布局，吐故纳新，把对中央新的路线方针的有力践行者推到前台。

篇幅所限，这里拟重点讨论一下四中全会所面对的美国因素。从宏观战略角度看，中美贸易战事小，由其引发的中美全面关系发生质变事大。中美关系由原先的政冷经热，模糊的若即若离，正蜕变成多方对抗，井水不犯河水。这种质变本来是否可以有效避免或者延迟？如何权衡中美脱钩对抗于中国发展的利弊得失？新时期的中国对美战略原则到底为何？这一系列关键问题都有待四中全会给予全面睿智的回答。

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24日发表美国对华政策的最新演讲，时间选择上恰逢四中全会前夕，甚至可能在召开期间，凸显美国借机向中国决策层直接进行政策宣示的意图。彭斯的讲话以强调中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冲突为主，涉及香港和台湾问题、新疆西藏问题、开放互联网、最近的NBA涉港言论风波、一带一路、南中国海等等。

对中国而言，与美国零和对抗暗藏两大陷阱，一个是在国际主流社会逐步遭边缘化，被当作犯规和舞弊者对待；再就是所谓文明转型的悖论，即宏观上本来是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进步所亟需的许多现代化要素，却因为与美国对抗而发生心理排斥和行为抗拒，最后吃亏倒霉的还是中国自己。譬如像当年义和团“扶清灭洋”胡折腾一番，到最后中国就赢了吗，还是输得更多更惨？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