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中国刚刚度过70周年国庆，然而香港形势却是久病不愈，风波冲突不断。久病不愈多是因为没能对症下药。而对症下药首先要求对病患做出正确的诊断。

有人说香港人游行抗议是因为不爱国，但此说比较牵强。小至一个家庭内部，大到一个国家内部，都会发生不同价值和意见的争执。譬如“五四”一代中国青年曾与封建家长制爆发过激烈冲突，但这却并不阻断家庭和亲情的深层纽带。

只要敢于直面和承认现实，香港问题的深层内因其实不难定性：即属于社会治理与发展的价值和手段之争，并以价值之争首当其冲，因为价值立场决定手段选择。

而所谓价值之争，对中国和中国人来说其实还相对是个新鲜事，其产生的历史也不过百年。在20世纪之前，中国社会基本不存在什么价值之争以至冲突。几千年来大江滚滚东去，王朝盛衰更迭，社会治乱循环，中国社会和文化以农业文明及儒家思想为根本的传统，都基本维持稳定不变。即使有个别异类出现，也还上升不到价值之争的层面。

从19世纪末开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大震撼出现了，即西方文明开始给中国社会和文化带来众多前所未闻，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与挑战，以现代化的“三权三发”为代表，即三种权利：宪法权，普选权，和财产权；三种发展：工业发展、科技发展和教育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酝酿产生的全新价值观念体系。

中国的传统治国方式是人治，即使历史上曾有过所谓“法家”和“法制”，其实也是指相对于“怀柔安抚“手段，统治者单方面制订采取“严刑峻法”来管理社会。这与现代化的法治观念与实践大相径庭。现代法治以充分代表和反映民意的国家宪法为治国与政策基础，由此形成了一个依法治国的全面共识和契约，对政府权力可有效规范，和民众权利可充分维护。

普选权的意涵在于统治者必须由被统治者所认可和任命，也就是说所谓国家的执政和掌权者。不过是由人民选举任命的民意代表而已，其权力和权威必须完全源自于人民。这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传统是颠覆性的冲击，因为中国政治一向只相信“君权神授”般的图腾，或“胜者王，败者寇”式的丛林法则，即使口头可宣称代表人民，但还缺乏普选权这样的具体落实方式。

财产权是个大话题，但中西方的最大差异是中国一直缺乏落实到个人层面的明晰产权规范，或者说私人产权和公共产权的界限不清，一直是制约损害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严重问题和障碍。

现代大工业对中国振聋发聩是自不待言，因为传统中国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导；现代科学技术更是令中国蒙羞，细数现代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各学科的科技发明创新成就，中国几乎就是空白；现代教育于中国也是崭新事业，因为其彻底颠覆了传统科举和八股文，在人文目标、知识结构与学科标准等核心领域都是推倒重来。

如此现代化的“三权三发”也必然导致产生与其相关的价值观念体系。“五四一代中国人提出“民主和科学”；抗战胜利后中国各界希望组建“联合政府”，改革开放一代中国人提出“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目前台海两岸的统一，及港澳地区“一国两制“的有效实施，其主要矛盾和难题，也都主要是围绕着国家治理的价值观念展开。

当代中国可以有钱有导弹，但这并不足以突破文明的核心困局。中国在大宋王朝期间也曾富甲天下，堪称小康社会；秦始皇和成吉思汗时代也曾武力彪悍，威震八方。只有现代化的“三权三发”，才是前所未有的文明挑战。当代中国必须对复兴道路上的价值之争，做出有效关怀和兼容，否则就可能地动山摇，甚至功败垂成。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