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刚专栏

“第四权”（the fourth estate），或译“第四阶级”，一般理解为美国三权（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第四种制衡的力量，特指作为言论自由代表的新闻媒体。事实上它原本所指的三个阶级，即西欧封建时代的僧侣、贵族和平民。近年来，随着西方新闻媒体地位和声誉的低下，几乎已没有人再提及“第四权”了。

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和社交媒体的出现，新媒体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形成传统主流媒体之外的新兴力量，有人因此把它称为“第五阶级”或“第五权”（Fifth Estate）。本月17日，面簿总裁扎克伯格应邀在美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发表演讲就提到了“第五权”。

他说，人们有了大规模表达（意见）的权力，是今天世界上的一股新力量，也即与社会其他权力结构并列的“第五权”。人们无须再依赖传统的政治或媒体的守门员来发声，其影响当然是深远的。他相信，赋权给每一个人，让原本无力者都能发声，是不断改进社会的力量。

演讲中，扎克伯格也借机严厉批评中国管制社交媒体平台的做法。而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面簿将和中国展开一场价值观之战。他说，中国正在基于很不一样的价值观建设它本身的互联网，现在也在把他们的愿景输出到其他国家。

他说，在不久以前，中国之外的国家所用的互联网，还是由具有强烈表达自由价值的美国平台确立的。现在已无法保证这些价值观最终能够胜出。10年前，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平台是美国的。今天，名列前茅的10家中，有六家是中国的。他以社交媒体为例指出，像WhatsApp这样的美国社媒到处受到示威抗议者使用，而中国TikTok（抖音的国际版）迅速在世界各地发展，凡涉及示威抗议的内容都受审查，包括在美国。

扎克伯格接着提出一个关键性问题：未来哪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将决定什么言论是被允许的？“如果规则是由另一个国家的平台制定，那我们的叙事就将由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来确定了。”结论是美国必须采取主动，让美国人的价值观在世界上胜出。由此看来，扎克伯格也决定加入中美博弈的技术战战围了。

新加坡人多数已惯用面簿和WhatsApp这些捷足先登的社交平台，但也有越来越多人使用中国的微信，知道抖音和TikTok。在美国，据报道TikTok越来越受年轻人欢迎。可以肯定，和5G一样，未来肯定也不会是任何一个平台可以一统天下。技术本来是中性的，但现在也已被政治化了。这些都是我们无法左右的，我们能做的只是作善巧的抉择。

对于扎克伯格的批评，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以为，他此举不排除是为了博得美国舆论的更多同情，有助于他和面簿摆脱困境。综观扎克伯格的演讲，其讲话的主旨是回应美国舆论对面簿的批评。他也指出，自2018年3月“数据门”爆发以来，面簿在美国舆论场上的形象严重破损，对面簿的商业利益造成了挤压。而当前处理在美国和西方的形象危机，是扎克伯格的当务之急。

扎克伯格的这次演说，主要是在为面簿备受各国政府批评的不当管理辩护，而这是因为各国都开始通过立法手段，应对通过像面簿这样的平台进行的各种危害性活动，包括色情传播、假新闻、网上霸凌等等，但更重要的是利用网络和社媒进行的各种颠覆性和破坏性活动。其中，像干预选举、操纵民意和分化社会之类的行动，尤其受到关注。对世界各国而言，这些是比价值观更为严重和迫切的课题。

在新加坡，网络威胁就已成了一大课题。今年初，政府宣布全面防卫增设了“数码防卫”（Digital Defence），成为原有的心理防卫、社会防卫、经济防卫、民事防卫和军事防卫之外的第六支柱。今年以来，政府已连续推出了对付网络假信息的《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令》以及《维持宗教和谐（修正）法令》。接下来，还将出台应对外国势力干预内政的新法案，赋予政府更多权力应付藏匿于网络世界的各种破坏势力所发起的干预活动，包括敌意信息宣传（hostile information campaign）。

除此之外，也许我们也有必要关注网络平台的崛起，对社会所产生的其他冲击。比方，传统的“第四权”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可说是节节败退，世界各地的传统媒体，尤其是报章，不管是销售数量还是广告收入，都遭受惨重打击。在美国，报业迅速萎缩，从2008年到去年，10年之间，新闻从业员人数已减少了47%。许多地方性报纸相继倒闭，全国性大报也都面对报份下跌，广告锐减的困境。

“第五权”的兴起，破坏了整个传统信息生态环境，挤压了传统主流媒体的生存空间。“第四权”原本举足轻重的社会角色，即传达消息、教育与娱乐（to inform, educate and entertain）的传统功能，已遭到极大的破坏。然而，“第五权”在危及传统主流媒体的生存之余，却又无法取而代之，扮演同样的社会角色。毕竟两者的性质根本不同。

我国的情况看来也是如此，现在每天仔细阅读报纸的人明显减少了，更多的人是通过智能手机来获取信息。各种网站也大大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这对于政府和人民的沟通其实有很严重的后果。过去，政府领导人可以有效地通过传统主流媒体，把重要的政治信息传达给多数人，现在因为有了网络，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沟通已出现了更多的干扰和杂音。主流媒体在我国建国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当前的处境值得政府关注。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