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新

在中美贸易战历经快两年的拉锯谈判过程中，大豆交易成为一个双方都绕不开的关键词之一：美国生产的大豆自己消费不了，中国的大豆需求则面临严重缺口。

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也一再随着此话题不断被提及。“粮食事关国运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近年来中共高层不断提及要注意粮食安全，以至于它不仅成为中国社会舆论聚焦的隐忧，也是外界一直好奇的焦点——中国到底有没有粮食危机？

中国大豆进口的占比如此之高，它作为中国粮食、甚至是中国农业存在隐患的一个缩影，已经引起中共高层的警醒。中国的“十三五”（2016年到2010年）规划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已经明确提出推动国内大豆生产实现“扩面、增产、提质、绿色”的目标。

但是大豆不是中国粮食的唯一问题所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温饱问题解决后，中国粮食生产的结构性矛盾已经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前的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就在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中国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在今年（2019年）9月9日中共深改委会议上，中南海（国家政务办公处）曾审议通过一份“关于实施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的指导意见”，指中国粮食安全除将“增加供给总量”、“提高供给质量”外，还将“实施分品种保障”和“优化供给结构”。这也是数月来，粮食安全第二度成为这个中共最高改革机构的严肃议题。今年5月的一次中共深改委会议也提及需在更高层次上保障粮食安全。今年7月，中国国务院还安排了全国范围的储备粮库大清查。

其实...在中共十八大上成为中共总书记之后，在地方视察时曾多次公开强调“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粮食安全要靠自己”。例如2013年11月份，...曾经特意前往山东，进行了以农业为主要内容的调研，当时他又一次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于“粮食安全”的担忧，称“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一旦发生大饥荒，有钱也没用。解决13亿人吃饭问题，要坚持立足国内”。

但是正如前文所提及，正如中共中央在2017年3月就所判定的那般，目前，中国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如何解决这个新矛盾？估计很多人都会说——要打破目前中国农村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模式，实现规模化农业。这是一个寻找答案容易，实现起来却涉及多个方面的复杂问题。

要实现规模化农业，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机械化生产、规模化统筹种植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随着中国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机械化生产的技术条件基本具备，但是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统筹种植的前提）和农村人口转移却是一个涉及国家顶层以及巨大社会转型的宏观问题。

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政府大力推进的农村土地流转和城镇化建设就是为了实现中国农业规模化生产的前瞻性准备。在中央高层多次会议之后，...今年8月26日颁布第32号主席令，宣布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这两个法案的修订为农村集体土地入市扫清了最后的法律障碍，几十万亿美元的土地财富将被释放出来，并且重新分配。

中国城镇化建设也在积极推进。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城镇人口逾1亿7千万人，乡村人口7亿9千万人，乡村人口占比82%，但是到了2018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就已经达60%左右，乡村人口占比降低为大约为40%。即便如此，以2018年中国人口近14亿人的总量，中国乡村人口仍有5亿6千多万人，如果很快规模化农业，农业耕地所需人口将几度缩小，甚至不到原人口的10%。那么农村剩余的众多劳动力怎么办？这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来说都是个头痛的问题。

因为，中国长期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利益分配的不均，导致的城乡差不仅是在于经济收入的巨大差异，还在于最终决定人口就业技能的受教育的机会。众多未受到良好教育（中国政府1986年在全国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在此之前中国农村有很大一部分学龄儿童未完成基本的九年制教育，即便是在此之后，中国农村学龄人口的受义务教育比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低于城市人口，高等教育机会更是至今仍然是农村学龄人口比例低于城市）、尤其是那些目前还拥有劳动能力并且还需要劳动、但是因为未能受到足够的教育机会而无法实现从农业就业到工业就业的农村人口，如何安置确实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尤其是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事关民生和扶贫，所以农业政策历来是中央高层案头的重要工作。

所以，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绝不是一部分人理解的粮食“够不够吃”的问题，而是在全球粮食市场能否有竞争力和主导权，乃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至此，我们也能理解，为何中南海从2004年至2019年，要连续16年发布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