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社论

反修例事件延烧多月后，9月国际信用评等机构惠誉、穆迪接连以“持续不断的抗议破坏了香港做为贸易和金融中心的吸引力”为由，分别调降香港主权信用评等，将信评展望列为负面，代表对香港后续发展倍感忧心。

众所周知，早在1997年主权移交中国之前，香港已是西方世界与亚洲贸易的重要转运站，并带动金融产业蓬勃发展，使其位居亚洲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在英国建立的完善法治与金融体系，且长期与全球经贸接轨，以及毗邻中国的地理优势下，香港成为西方进入中国的门户，并使香港维持贸易与金融中心地位；1997年后，由于适逢中国积极寻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际，香港一方面被北京当局视为国内企业走向世界的现成捷径，另一方面被当作未来图谋统一台湾的样板，遂承诺了香港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现有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50年不变”。

至于西方社会，则将香港主权移交视为西方价值体系引入中国的火苗，希望藉由资本主义的繁荣，加速中国经济与制度上的开放步伐。于是，香港巧妙地成为中国与西方的共同希望，搭建起中国与西方贸易与金融，甚至社会价值观的桥梁，使香港进入一段前所未有的繁荣期。

然而，随着中国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今上海、深圳、宁波和广州的货运吞吐量都超过了香港，这些城市贸易蓬勃也带来金融产业的加速发展。2009年中国国有企业在上海股市首次公开发行（IPO）以美元计算价值正式超过了香港。同时，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下，北京政府不断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经贸连结，并削弱其对西方已开发国家的贸易与金融依赖，使香港做为西方进入中国门户的重要性也逐渐下滑。再加上中国领导人...上台后，北京独断专行的形象加剧，令香港独立的金融与经营地位和中国市场巧妙平衡的互利模式，逐渐出现裂痕。

如今又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导致中国贸易量（含香港中转）下滑；反修例事件纷扰不休，引发香港资金逃命潮，均让香港做为门户的地位加速降级，也让各界对香港的未来大感不安。

所幸，即便香港地位逐渐弱化，但北京当局短时间仍难找到一个全面性的替代者。根据国际金融学的“三元悖论”（impossible trinity）原则，汇率稳定、资本自由移动、货币政策自主性等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成，只能三者择其二。中国为了达成人民币汇率稳定与维持货币政策自主性，就得实施资本管制；而香港想保有港币钉住美元的汇率稳定与金融中心所强调的资本自由移动，便不得不放弃货币政策自主性。因此，中国为突破三元悖论的限制，就必须依赖香港来达成既可保有汇率稳定与货币政策自主性，并借香港之手，在资本管制下另开一扇门让资金进出中国。

毕竟，从香港金管局资料可知，中国有三分之二的对内和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大部分金融投资，都是透过香港进行。像是2003年香港和中国签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后，便不断开拓新资金交流管道，以加强互联互通，包括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计划（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计划（RQFII）、基金互认、沪港通、深港通及债券通等。截至2018年底，外资对中国A股的持股金额约为1,720亿美元，其中58%即是经由沪（深）港通管道交易，而债券通运营至今总交易额亦超过2,100亿美元，为中国债券市场贡献10%的外资持仓。

也就是说，沪（深）港通、债券通与QFII、RQFII等机制共同构成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途径。因此，只要中国仍要维持资本管制，香港就多少还保有资金进出中国的重要门户地位。惟目前看来，这个角色逐渐弱化则是可确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