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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以来，一个宏观趋势愈发明显，即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中国正与外部世界不断地发生“双重游离”。在国际经贸领域，已经延续了15个月的中美贸易战，正造成中美经贸关系严重脱钩和国际产业链激烈重组的动荡局面；在价值观方面，以今年春夏之交开始的香港反修订“逃犯条例”抗议，和近来捷克的布拉格与中国北京终止“姐妹城市”关系为代表，官方意识形态与所谓“普世价值”的对立冲突近乎白热化。

关于中美贸易战，目前中方可以做的似乎只有“止损”，即防止形势进一步恶化。美国迄今为止对华输美产品已经征收的关税，无可逆转成为了新常态。对中国来讲，中美贸易这棵“摇钱树”恐怕已不再常青，即过去几十年来形成的对美出口加工经贸增长模式，开始发生结构性动摇。

从长远战略着眼，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额大小，仅属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中国在中美贸易战中所面对的最大“两难”，就是要不要向美国看齐。如果想看齐，但对所谓中美全面协议又难以认可下咽，因为其中包括了改革现有贸易结构，开放银行和金融市场，开放互联网，对协议执行过程允许美国进行透明监管等等“异类“内容项目。

如果不想看齐，那么就很有可能失去中国经济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目标、动力、合作和意义，长期停留在二三流经济的档次，无法有效撼动美国在高新技术、综合产业链、金融运作、系统质量和市场准入的“卡脖子”优势。

于是，中国经济如能通过此轮中美贸易战的磨砺考验，变得更加多元、开放、法治、透明、有竞争力和创造力，那就等于完成了新一轮自我改革和超越，迈上了全新的台阶。如果适得其反，那就等于是在中美贸易战中真正吃了大败仗，并可能葬送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

而所谓价值之争，或通俗地称作人心之争，对中国和中国人来说其实也相对是个新常态。在20世纪之前，中国社会基本不存在什么价值之争以至冲突，也就是说难有二心。几千年沧海桑田，中国社会和文化以农业文明及儒家思想为根本的传统，都基本维持稳定不变。即使有个别异类出现，也还上升不到价值之争的层面。

从19世纪末开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大震撼出现了，中国社会和文化开始面临现代化所带来的众多前所未闻，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与挑战，并以“三观三权”为代表，即三种观念：自由、民主、平等；三种权利：宪法权、普选权和财产权；以及在此基础上酝酿产生的全新价值观念体系。

自由可以说是传统中国文化所最为生疏、误解甚至敌视，而又为现代中国文化所最向往探索追求的一个价值观。自由代表着人的自我认知和发展的更高阶段，所以我们常说由传统向现代社会文化转型，其实是个“启蒙“的过程。

中国的传统治国方式是人治，即使历史上曾有过的所谓“法家”和“法制”，其实也是指统治者单方面制订采取“严刑峻法”来管理社会，这与现代化的契约法治观念和实践大相径庭。

普选权的意涵在于统治者必须由被统治者所认可和任命，这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颠覆性的冲击。而在财产权方面，中西方的最大差异是中国一直缺乏落实到个人层面的明晰产权规范，或者说私人产权和公共产权的界限不清，这严重制约损害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对复兴道路上的价值观念之争，当代中国必须做出有效关怀和兼容，光有钱有导弹还并不足以突破文明的核心困局。因此更应该强调大智慧治国，其特点是中和、开放、向前看，起到凝聚左右和朝野共识，化解整合中国与西方价值争议矛盾，全力动员中国社会向新发展台阶迈进的巨大作用。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