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本区域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同时又非常重视制造业，这不仅关乎经济本身，更关系本地民众的工作就业机会，新加坡也有电子、石化、生物制药与精密制造等发达工业。

在这个弹丸之地上，有近600万常住人口及1000多万旅游人口，所带来的海量资源消耗当然会带来环境，也包括空气污染的巨大潜在威胁，然而，在政府有效管理下，本地的环境情况却相当令人满意。仅以空气而言，自打十几年前移民新加坡后，笔者自幼罹患的哮喘竟慢慢不治而愈，除天气暖和之外，清新的本地空气也居功至伟。

然而，自家庭院再如何洁净，也架不住邻居家的烟熏火燎。至今还记得2015年那场旷日持久的烟霾，在最严重时污染指数直破300点大关，这对于普通人而言极其痛苦，更不要说我们这些哮喘病患者了。东南亚地区久治不绝的烟霾问题，其直接原因，虽然还会存有狡辩，但国际社会一般都公认主要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烧芭习俗。

陈春安在10月1日《联合早报·言论》的《烟霾难治只因傲慢》一文中，就认为这是因为印尼的态度问题与官僚体系所致。然而，除此之外恐怕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现代社会中的诸多症结都可归到经济问题中来，烟霾也不例外。从国际社会主流来看，烟霾当然造成了各国，也包括烟霾原发国的直接重大经济损失。这还不包括由于人体健康遭受威胁、旅游受影响、水土流失以及原始森林破坏，对整个地球前景造成的不可修复的长期负面影响。然而，经济账从来都有长、短期以及不同阶层损益比差异的复杂问题。

简而言之，对于欠发达国家而言，其农耕方式的原始性导致了烧山、烧芭及其他类似行为的长期存在，因为这是最为简易的耕作方式，可以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

而各类纸浆、棕榈油公司为了降低运营成本，更是大力推行这种焚烧方式，加上若干国家中的管理水平低下与贪渎情况存在，就更加使得监管变得形同虚设。

因此，即使整个国家、周边地区乃至全球蒙受总体负面影响，也并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损失是别人、国家或别国的，烧芭的现实好处却是自己的。

而且，一般而言，相对欠发达国家中有民粹思想的领导人，往往也有获取选票的冲动，因此更容易屈从于底层民众，尤其是喜欢烧芭的农民的利益诉求。并会以此来向发达国家的环保政策开战，因为这会显示自己的力量，并获得民族主义的选票回馈。

所以烟霾问题，尤其是跨境烟霾问题，从来都是一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内部各利益方博弈的产物。在这里，单纯地诉诸道德，不但于事无补，甚至有可能让情况更为恶化。

跨境烟霾问题之所以复杂，就是因为它是不同国家、地区与不同阶层多方利益的角逐。因此，国际社会要对之加以根除，就只能寄希望于国际合作。就亚细安地区的跨境烟霾而言，此问题久已存在，之所以在最近一些年才被国际社会日益重视，还因为本地区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从而使得过去不太成为问题的问题，如今成为了严重的问题。

但由于本地区国家间发展水平依然严重不均，这又使得此一问题更加复杂化。在2014年，印尼当局终于批准了《亚细安跨境烟霾污染协定》，各国还在2016年采纳了亚细安地区无烟霾的路线图，以争取在2020年前在本区域实现“无烟霾”目标，这些都可以说是非常正确的道路。

就具体策略而言，应联合整个亚细安地区实施严格的问责与相应财政补助制度，恩威并重。即一方面要实现跨国的法律诉讼行为的合作，以大力惩罚烧芭相关公司及个人的连带责任；同时，也应该促进整个地区间林火监控、救灭的联动合作，并向林火原发地提供必要的财力、物力协助。

因为，维护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环境，周边地区也会从中受益。否则，城门失火，必将殃及池鱼。在这个狭小的亚细安地区之内，自扫门前雪是远远不能独善其身的。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