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利益方面，经过数十年的交往和融合，中美两国经济实际上已经高度互相依赖。尽管经济利益是一个相对收益概念，而非绝对收益概念，即双方不可能赚完全一样的钱，但美国经常从绝对收益概念来看待与中国的经济交往。这次特朗普政府从贸易逆差入手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就是绝对收益概念的表现。

尽管从贸易数据上看，中国有很大的顺差，但这里并不包含中国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包括环境和人力资本。在过去数十年的交往中，美国也从中国获取了巨大的利益，而且美国的问题主要是内部分配不公造成的，但美国还是把内部问题“外部化”，成为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

政治和安全利益的不同更为明显。中美两国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因为它们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文明。不过，不同不一定会发生冲突，只有当一方要改变另一方的体制和意识形态时，冲突才会发生。安全方面也是如此。两国都有国防的需要，国防并不一定会发生冲突，只有当一方要征服另一方时，冲突才会发生。

中美的欲望之争

经贸关系经常被视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紧密而稳定的经贸关系可以减轻政治和安全方面的担忧。但现在，当这个压舱石变轻甚至面临消失的时候，政治和安全方面的担忧便浮上台面。这也就是中美贸易战开始以来，美国的对华强硬派、反华派（尤其是安全和军工系统）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的原因。这种局面使到很多人担心，中美两国的冲突会很快超越经贸而延伸到政治和安全领域。

欲望之争。中美两国实际上是当代国际关系（或国际秩序）的两根柱子，缺一不可，哪一根柱子倒了，国际秩序就会马上出现问题。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问题是，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霸主，要维持霸主地位，就必须有强力的欲望来支撑。一旦美国感觉到霸主地位面临中国的挑战，或者感觉到会被中国取代时，其恐惧感不言而喻。受恐惧感支配，美国会千方百计，尽其所能来防治中国的挑战，更不容许被中国所取代。

另一边，中国的快速崛起迫使中国必须改变自己的一些国际行为，即从早先的“韬光养晦”到今天的“有所作为”。早先中国落后，经济体量小，很难影响外在世界，那个时候即使想高调也高调不起来，很容易做到“韬光养晦”；现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大国，往日形态的“韬光养晦”便不可能了。

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已经崛起的中国，国际社会（包括美国本身）也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提供国际公共品。这必然促成中国的“有所作为”。不过，中国的这些行为被美国解读成“挑战美国”、与美国争霸。再者，一旦美国借此试图围堵和遏制中国，中国也必然会感到恐惧，也会有自己的欲望来反制美国的行为。

价值可以融合，利益可以妥协，但欲望很可能变得不可克制。如上所说，中国是世俗文化，西方的很多价值并非必然和中国的价值发生冲突。不过，价值的融合的确需要很长时间。中美两国之间的利益已经变得不可分。这不难理解，贸易战以来，人们所看到的是美国“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的情形。

也就是说，无论在价值还是利益层面，中美之间的冲突不是必然的，而是可以避免的。问题是，如果欲望占据了主导地位，那就是非理性的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很多人不理解美国为什么而战？要围堵中国吗？要征服中国吗？美国的决策者可能从未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今天，美国的对华行为更多地表现为情绪，而非理性。

这便是中美两国目前的一个大趋势，一个谁也不想看到的大趋势。如果不能纠正这个大趋势，最终可能会是一场谁也很难避免的大悲剧。对中国来说，和美国的较量不仅仅是一场意志力的较量，更是一场理性的较量。如果中国自身足够理性，也有可能把美国从欲望的泥潭中拖出来，使之回归理性。这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更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所在。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