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瀚民

反修例风波至今近四个月，连锁引发街头暴力愈演愈烈。纵使上周特首率领四名局长展开社区对话，参与者表现极有质素，可是（中国）国庆日全港仍发生激烈冲突，警方共开六发实弹，更有示威者直接中枪。这预见趋势就是街头暴力会继续跳级，危害更多人的身体甚至性命。

笔者反对一切暴力。任何暴力也不能降解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应政治解决。从政府（指港府）角度看，在无大台的运动形态下，社区对话进度被动，实际也无法与每一名市民深度对话。从社会运动的基本理论看，街头运动本身就是以市民数量，透过一些社会行动和手段，一般包括游行示威甚或所谓的肢体冲突，目的是迫使政府埋台谈判商讨，从而改变政府施政和达至相关诉求。要有效谈判，就必须有可信任的代议人（agent）。也就是说，必须重建大台。泛民议员身为反修例一方的代议士，对停止暴力、代表谈判达义，实责无旁贷。

谈判达义才可解决问题

有示威一方论调觉得，“街头冲突煞停‘6．12’立法会大会、迫使正式‘撤回’修例”云云。不过，由操作角度分析，冲突或许有能力去“叫停”事情，但没有能力制造新事物。如果目标是令政府政策措施“由无到有”，则难以用冲突制造出来。因此要“谈判达义”，有两大原因。

首先，余下四大诉求处于胶着，很大原因是因此摆出了“take it or leave it”（接受或拉倒）的状态。然而那些诉求当中，即使政府有妥协空间，但在实行的方法、时间等也存在极大讨论空间，因此必须有单位帮忙进行讨价还价。如果在没有谈判的情况下，北京和特区政府势将采取拉倒的处理方法。不谈判，就会徒劳无功，“揽炒”则会自我实现。一拍两散，不是大家想见到的。

其次，运动已失焦。社会将本来用以讨论如何实行诉求的时间和精力，扯去讨论大量的警民冲突事件。而街头冲突已造成大量受伤、被捕，这也不是大家希望见到的。如何将运动累积的民意转化成谈判桌上的底气，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重建大台重建互信

是次运动无大台的极度个体化状态，源于互信愈减，导致“兄弟爬山”的方法之争。如果要以“谈判达义”取代“街头抗争”，从而“成功争取”，就必须重建大台，找出代表与政府谈判。泛民身为代议士，代表示威一方向政府谈判，责无旁贷，原因有三。

首先，泛民议员者众，可惜近月只能站在街头，夹在警方与示威者之间呼吁克制。其实最后双方也会打起来，没什帮助。如果他们真的希望解决问题，就必须取信于示威群众，重新与他们建立互信和契约，重整群众意见和谈判策略。再者，他们熟悉政府的习性、操作和底线，他们绝对有知识和责任向群众解释，如何才有效让政府妥协。

其次，群众、政府之间没有互信。政府开初面对五大诉求时，就是以“答应一个，无人保证暴力会减，就不能轻谈妥协”的逻辑。可惜，政府宣布正式撤回后，街头暴力没有退势，这也变相强化了他们这逻辑，也对余下诉求企得更硬。因此，如果要政府妥协，就不是纯宣示立场，而是要有能力代表的代理人与政府对话，找出政府能妥协的位置，让双方接受。

最后，泛民应当仁不让。如果泛民真的为港人未来着紧，就应有智慧地站出来，协助平息争端，而不止是在选举时收割成果。反修例运动已演变成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我们必须承认，回归22年至今香港唯一的民主寸进，就是透过泛民领导，与中央和特区政府谈判而获得的“超级区议会”方案。那谈判就为港人成功争取多了10个民选代议士，当中包括五个最有民意代表性、坐拥几十万票的“超级区议会”议席。谈判是工具过程，成果则是有目共睹。要谈判，必须有可信的代议士。

当然，特区政府是此风波的第一责任人。如何有效地与示威一方开展谈判对话，是特区政府的责任。当然，有人可能怀疑此建议是为选举造势。其实如果真是切实可行，大不了在11月区选后才进行，可是港人就要面对多两个月的暴力场面了。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可以掌握的，就是用哪一种有效方法，由最坏的步向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