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民主的社会基础的变化，政治人物的权力基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身份（传统贵族）和金钱（商人）转向了大众的选票。如此，精英共识很快就被弱化甚至消失。这里可以比较罗马教皇的选举和总统选举之间的不同，前者是精英选举精英，是他们之间的互相选举，是“精英民主”；而后者则是所有人参与的选举，是“大众民主”。

在大众民主时代，尽管精英仍然指那些掌握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的人们，但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衡量精英的不再是一种“精神”，而是可以计算的数字，政治人物以获得选票多少来界定是否是精英，而经济领域则以赚钱的多少来衡量。在西方，这两者是可以互换的，即财富可以通过选票机制直接转换成为政治权力。

如此，就人们对法律的态度来说，或者就宪政来说，“法意”的基础就没有了。宪政本来就是调节精英之间的利益关系的，但精英阶层一旦堕落，他们之间就失去了互信，政治就扩大化。借用学者安德逊（Benedict Anderson）“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的概念，在精英民主时代，统治阶级本身是一个“统治共同体”。统治者大都是精英学校毕业，一样的教育，差不多的经历，他们之间具有相当的信任度，尽管一个左一点，一个右一点，但只要大家具有一定的共识，民主只是他们之间的“轮流执政”。

也就是说，共识是有阶级基础的；同样，共识的衰落也是统治阶级社会基础变化的必然结果。在“福特工厂时代”，技术、就业、税收一同成长，导致西方中产阶级的扩大。二战之后，西方诸国的中产阶级都在70%左右。这个规模的中产阶级就是大众民主的社会基础。

不同政党（无论左右），如果要上台执政，都不会偏离中间多少，就是说，双方都要考虑居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也就是说，尽管这个时期，精英之间的“共识”不如从前，但因为中产阶级的制约，精英之间不得不具有“共识”，即照顾中产阶级的利益及其中产的政策偏好。当然，中产阶级也产生了关切一些专门议题的政党，例如注重环境的“绿党”，但这些并非主流。

西方当代民粹主义起源

但现在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西方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尤其是通讯技术如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进步和全球化，为西方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量财富。但很可惜，西方经济不再是“福特工厂时代”那样的“分享型经济”，而演变成为绝少数人占有绝大部分利益的“独享型经济”。中产阶级变小、收入差异加大和社会分化是西方国家的普遍现象。

诚如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言，统治阶层要有效统治，就必须超越本阶级的利益，而去照顾到其他阶层阶级的利益。现在的情形是怎样的呢？一个具有共识基础的统治阶层已经不再存在。中产变小，阶级变得零星破碎，社会失去了主体性阶级。各类政治人物不再继续扮演虚伪，纷纷跳出和逃避自己的精英圈子，而和各种零星破碎的社会群体相结合。

这也是西方当代民粹主义的起源。一会儿极左、一会儿极右，从前只发生在贫富极其分化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社会。但在知识经济时代，中产阶级失去了经济基础，其规模不仅不能维持，反而缩小，因此极左、极右现象也蔓延到整个西方。

经验地看，人们绝对不能忘记极左、极右崛起的危险性。中国人说，“法不责众”，意思是说，当某项行为具有一定的群体性或普遍性时，即使该行为含有某种不合法或不合理因素，法律对其也难予惩戒。也就是说，极左或者极右力量的崛起对宪政可以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

在西方历史上，那些本来并不很大的极左或者极右政党（或者其他极其激进的政党团体）更能成为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一旦社会发生危机，主流社会无能为力，好像一下子就消失了，更多的人们便转而从这些极端主义中寻找他们的“救星”。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墨索里尼时代的意大利和二战之前的日本经历了这样的历史。无疑，这也是目前西方宪政的危机根源。

因此，从阶级基础来说，人们不难理解西方社会目前所经历的宪政危机。一句话，宪政是具有阶级基础的，一旦支撑原来宪政的阶级基础不再，危机就会变得不可避免。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的宪政有什么错或者不好。西方宪政也是时代的产物，是其产生那个时代的阶级力量分布的反映。

再者，在西方的文化背景里，诚如丘吉尔所言，民主是最不坏的政体。也就是说，民主是最好的政体。这当然也是后来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的主要观点。不过，今天西方所经历的宪政危机也说明，世界上没有最好，而只有更好的政体；即使在一个历史时期被视为是最好的制度也不可能永远最好；任何制度不可能一成不变，与时俱进才是硬道理。

或者说，只有与时俱进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可以预见，接下来西方政治会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西方宪政也必须通过改革甚至革命来适应新的经济形态。对此，人们拭目以待。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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