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欧阳五

“十一”临近，新中国“七十大庆”在即。回顾新中国历程，有关香港一段段旧事的重温和拼接，或对近来人们有关“香港在整个国家地位”的讨论有所启发。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另起炉灶”和“打扫乾净屋子再请客”的对外政策下，中共作出“暂不动香港”的决定。廖承志建言，保留香港“自由贸易港”，等于在美国对中国的立体封锁线撕开一个缺口。

的确，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不少对外交往都是藉由香港进行的。香港是海外民间友好人士入境的通道，也是内地与外界相互了望的平台。在那个封闭年代，香港对新中国保持对外交往，功不可没。

改革开放之后，香港更是发挥其国际金融中心、自由贸易港的作用，为内地引进外资、转口贸易牵线搭桥，为内地“借船出海”的对外开放举措提供了保障。因此，“七十大庆”上若论功授勳，香港将获得独一无二的勳章。

即便在英国殖民治下多年，香港从来都与祖国“同甘苦，共患难”。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香港因其特殊性，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供应基地，九龙到广州铁路在此期间所发挥的作用便为明证。如今暴徒损毁国徽、国旗，玷污抗战纪念碑，无不是在玷污香港人对国家民族贡献与牺牲的象征。回顾历史可知，香港一直都是特殊的爱国大本营，与国家的命运和荣光始终一体。

现在有观点认为，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实力增长、对外开放水准提高，香港的优势在逐渐减弱。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深圳社会主义示范区”等发展战略提出，也有人猜测香港的特殊地位是否将要被“永久取代”。

事实上，上述猜测只是杞人忧天。诚如在内地政经两界都颇有声望的原重庆市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近日所言，以GDP（本地生产总值）来衡量香港的地位，认为中央会抛弃香港的观点，是十分幼稚的。香港地位之不可取代，在于“性质”而非“量”，中共几代领导人都看到了香港和内地体制不同中潜在的优势互补。

香港对国家的意义不止经济

改革开放后，香港对内地显著的“经济之功”，让人们差点忘记了，香港对于整个国家的意义自始至终都不止于经济层面。回归后，香港的特别之处在于她在“一国两制”下保留一套基础性的资本主义制度，这被外界评价为社会主义体系与资本主义体系进行经济交流的“信用担保”。这一制度优势，可充当两套系统在经济上的转换器和连接点；而在意识形态方面，则既促交流，亦为缓冲。

回归之后的香港一直存在“身份焦虑”，担心因回归改变现有制度，也担心曾经有影响力的国际大都会地位不保。必须看到，从国家角度看，“一国两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本国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稳定性。本次修例风波，北京方面始终保持了冷静、克制，其背后正是中央对“一国两制”的坚持和对香港独特价值的珍视。近日官媒《人民日报》发文称：“香港对于中国，不仅不可替代，还要进一步做大做强。”有“一国两制”新实践之称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中央将香港视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也是有意发挥香港更大的独特作用。

在国家如此重要战略安排下，香港没有理由不对自己珍而重之，更不必妄自菲薄。曾经，香港与祖国共渡苦厄；而今，实力增强的中国逐渐移步世界舞台中心，香港理应是这份荣光的贡献者与分享者。未来的香港，不但是中国机遇独一无二的管道和窗口，更应成为中国机遇理所当然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香港最重要是找回信心、做好自己，找到新中国成立70年时香港应该在的位置。

作者是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