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行之

9月初，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并开展四项行动后，反修例风波渐趋平息。此前局势最紧张时，传闻北京责成有关方面检视治港方略得失，研提日后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如今风波渐静，北京治港方略的转变似乎已初现端倪。

日前，香港民建联呼吁港府援引《收回土地条例》，收回私人名下部分闲置土地用于公屋建设，弥补普通市民住房的缺口。此举获《环球时报》社评与中共中央政法委官微长安剑刊文力挺：两文直指高房价是香港社会矛盾的深层原因，号召各界鼎成此事，警示各党派莫借此再搞政治角力，提醒地产商要有“政治经济学悟性”，并挖苦放言“黄台之瓜何堪再摘”“对未来主人翁网开一面”的李嘉诚，质问“和李首富一样囤地圈钱的房地产商”是否会对香港的未来网开一面？这些，应是替中央政府做相当直白的喊话了。

内地知识界也有类似批评，且更不留情面。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黄靖在一家关注中美关系的严肃媒体《中美聚焦》上刊文：《内因是香港2019夏季动乱的根本》。该文直斥“资本精英治港”“大资本幕后操控”是香港的痼疾，明言多届港府推动住房改革受阻都有地产商暗中作梗，而近年的反对运动也有大资本背后支持，“上下其手、两头谋利”“弱化一国、强化两制”。可谓诛心之论。

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依靠大资本家及与之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建制派治港，这实为情势使然。一方面，是顺应香港现实，因这些人在香港有卓然地位、较强的控制力和很高民望。英国人走后，他们是自然的统治阶层。当时若抛弃他们，则须从根本上改造香港经济社会。且不说北京无意于此，香港社会也很难接受带有“社会主义改造”色彩的大动作。北京依靠他们治港，与古代王朝在新归化的边疆地区依靠贵族土司治理，是差不多的意思。

另一方面，香港一直是大陆与国际社会交往的重要渠道，中央政府在对外经济政治交往中，颇为欣赏、倚重香港大资本与建制派。而他们确实在支持、融入大陆发展中立下了不小功劳，当然也赚得钵满盆满。

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经济社会结构问题，如产业畸形、贫富差距、垄断阻碍创新等，自然是晓得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早年就提醒港府注意解决这些问题。但苟用其长，当容其短，北京既然用彼之长，也不好严加督责如何。何况，中央政府觉得这些问题属于香港内部事务，不便过多介入，还是让香港社会慢慢改为好。如此一来，大资本家在中央政府受重视，在急于招商引资的各地方受追捧，在本港不大受中央政府掣肘，因此对北京也算是真心输诚的。

尔后势异时移，一些当初让双方亲近的因素日渐淡去，而中央政府有意无意之间，强化了对香港社会的管治和影响力，隔阂慢慢就多了。近年反对运动中，中央政府和大陆舆论对香港大资本家的态度暧昧、首鼠两端，早已经颇为不耐。反修例风波一起，干脆捅破了这张窗户纸。大陆严肃媒体、大众传媒与香港一些亲北京媒体，都聚焦香港经济问题尤其是高房价，视为香港深层矛盾的症结所在，当然很有道理，但也未必不是表明一种严厉的政治立场和态度。

依靠谁、关照谁、反对谁，从来都是现实政治的根本问题。中央政府的治港方略，似乎已从这个根本问题上开始调整。要与香港大资本家割席吗？应该还不至于。但肯定会更多顾及底层利益，矫正以往对大资本家的宽纵。而对于香港经济社会深层问题，也会从国家安全、香港稳定高度重新审视，改变以往相对克制的态度，更有力地支持港府出台举措平衡阶层利益，赢回底层民心。

善于平衡不同阶层的经济利益，是中国执政党的传统优势。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年代，中共都极其重视这一点。在反修例风波后，中央政府看来会首先祭出这一招，支持港府搞一次温和的、在香港法律框架之下的“打土豪分田地”。这对香港的健康发展是必要的，也不会对香港的自由与法治产生不良影响。同时，对香港大资本家算是个敲打，小惩大诫。

香港社会各阶层，对此会如何看待？底层会欢迎，中产者会担忧现有物业贬值而反对？地产商会暗中怂恿中产者搞事？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会知道，贵族土司对抗朝廷，甚少有好结果。争一争是可以的，站到对立面上，就是另一回事了。中共党媒提醒地产商要有“政治经济学悟性”，不是说说而已的。

作者是中国吉林省的文化传播公司法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