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面临外国大鳄的猛烈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做出了一个空前的决定，动用政府储备购买股票，直接面对外国做空势力。但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步，如果政府储备撑不住，意味着香港经济面临垮台。”蔡冠深说，这个时候中央决定介入，央行派了很多顾问到香港，为香港提供各方面帮助，一起打退了金融大鳄。“这是非常漂亮的一战。”“我们衷心感激中央政府在关键时刻公开表示，只要香港有需要，中央将不惜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联系汇率制度。在此非常时刻，中央政府的支持无疑是强大后盾。”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2003年“非典”是另一件让包括陈健波在内的港人不堪回首的事件。“香港当时人心惶惶，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病，不敢出门，都戴口罩，市面很萧条。以前顾客满堂的餐厅无人光顾，餐饮旅游受到重大打击，楼价大跌，犹如‘悲情城市’。”他说，“好在当时广东、深圳与香港一起携手，大家都很努力地去解决这些问题。内地防疫专家钟南山就如何处理‘非典’给香港医疗界提出很多宝贵意见。”陈健波表示，“非典”之后香港经济疲弱，幸运的是，国家为香港引入“自由行”，刺激香港旅游、零售及饮食业的发展。之后，内地资金加快来港投资，令香港再次繁荣。

“我们夫妇所在的两个行业（餐饮和旅游）都依赖客流”，梁明兴说，“当时就觉得，有中央政府做依靠真好。”

“风水轮流转”，但在同一天空下

“风水轮流转”，梁明兴这样评价两地这些年相互扶持走过的路。上世纪60年代，梁明兴在深圳的堂兄弟来到香港，梁明兴的母亲就给他们买很多东西带回深圳，他们很羡慕梁明兴一家的生活。“可是人家现在在深圳过得很好，个个是土豪，我们回去好像很穷一样。”梁明兴说。

“其实从1997年开始，内地就开始慢慢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和人家比？房屋建设、医疗、金融都没有内地好。这是实话实说。在我们看来，20年前深圳的治安不是很好，但现在很好了。”梁明兴在采访中不断感叹，“在我们这个年纪回看两地的变化，真的很大，而且很快。”

眼下，社会动荡让梁明兴夫妇近两个月没有开工。梁明兴所在的餐馆面临倒闭，妻子所在的旅行社很久没有接内地团。梁明兴和他在香港的亲戚不敢在一起吃饭，怕聊政治话题闹出不愉快。

“不应该说香港和内地谁欠了谁！我不认为港人与内地同胞要争论这个问题。”陈健波对《环球时报》记者谈起这个话题时态度很坚决，“香港与国家根本是血脉相连的亲人，至亲之间根本不会计较谁欠谁。不同的时候大家做不同的工作，比如早期香港把资金、技术、做生意的方法带入内地，而香港在助力内地发展的同时，很多投资设厂的港商也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很多事情都是互惠互利的。内地市场非常庞大，近些年，很多人来香港做生意都是为了进入内地市场，所以根本就是国家变成香港的大靠山。”

李晓兵也表示，“到底谁欠谁”只是一笔很低级的账，如果局限于算这个账，很容易使得香港和内地陷入对立和区隔的状态中。他认为，香港这样一个地方被割让、租借，这件事带给整个民族一种巨大的屈辱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才会对香港有这么深的感情，同时将这种感情转换成整个国家发展的动力，即要洗刷民族耻辱。所以我们为香港做很多事情都是心甘情愿的，也是不计代价的。

“我们经常说，如果国家再造几个香港，或者说整体发展达到香港的水平，那中国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香港极大丰富了我们对未来发展的期待，这一点不是通过从香港获得了多少资金或技术可以感知的。”李晓兵说，另一方面，香港能够创造奇迹的一个基本支撑要素就是它不是孤悬海外的小岛，而是那个年代内地通往海外的“单一通道”，多种因素聚集在香港，让它迸发出活力。当国家发展需要时，香港恰恰能给国家提供所需要的东西，然后香港也需要整个国家层面对它提供支持。

陈健波表示，他明白，香港曾经是殖民地，两地民众可能在文化及生活方式上有些差异，但大家应该和而不同，毕竟都是中国人，是血脉至亲，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守护。“打个比喻，回归前，香港好像是在寄养家庭居住，回归后，再与家人在同一天空下，好好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