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社论

香港反修例运动已历时五个月余，引起国际社会对香港局势的高度关注，北京政府对香港“颇有耐性”。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上周也终于对反修例运动的五大诉求之一做出“正面回应”，即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毕竟，对中国大陆而言，香港不仅是个特区，也是中国资本市场与西方资金的缓冲地带，更是中国迈向世界大国、扩大其政经影响力的重要渠道，要对它下重手前自然会多所顾虑。

具体地说，即使中国已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全世界最大出口国，但在其特有的政治体制下，中国经济仍受到高度管制，国有企业占比甚高，资本市场开放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南美洲债信危机、东南亚金融风暴都印证了长期受管制的开发中国家，若贸然推动市场开放必受重创。那么，中国式的资本经济究竟该如何与西方对接？

香港，就是那个万中选一的答案。

早在1997年主权回归之前，与西方经贸体制紧密接轨的香港，就是重要的国际商贸及资金港埠，深受世界信赖。

于是，近20多年来，中国政府将香港作为经济与金融开放的试点地区，除了渐次允许部分中国企业在港上市外（2018年中国企业在港挂牌数续创历史新高），又责成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管局签署清算协议，并开放民间银行可互相清算，使人民币离岸汇率成形，为人民币国际化暖身。2013年后，中国政府更陆续开放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逐步打造让中国股、债市场大展身手的条件。

中国费心地运用“一国两制”的优势，将香港打造成西方进入中国的门户，也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大门，无非是要向全球证明中国可以是世界经济的信实领导者而非破坏者，此举也确实取得成效。

例如过去中国数度遭MSCI新兴市场指数拒于门外，但随着沪港通、深港通的陆续开放，外资可透过香港自由买卖陆股，促成中国股市最终可被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成分股；又或是2018年中国高达1,349亿美元的外人直接投资（FDI）中，就有899亿美元（约66.6%）是从香港进入中国。同时，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资料显示，2018年底在香港或透过香港完成的离岸人民币交易占比达76.3%，人民币在全球货币支付比例也升至2.07%等，都可见证香港对中国的莫大贡献。

然而，反修例运动却凸显出在中国政经不分家下，《香港基本法》所确保的香港特殊地位与经济繁荣，恐仍是以服务中国政治目的为主。像是中国对包含汇丰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企业进行干预，如今年8月，国泰航空内部公告明令禁止员工参与集会游行后，包含行政总裁在内的三名高级主管相继去职；主掌港币发行的汇丰银行控股集团，也有三位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资诚（PwC）也发表声明，表明员工的政治立场并不代表公司立场。

至此，国际社会及外国企业对于香港能否持续落实一国两制的质疑高涨，过去外国企业透过香港独立的金融与经营地位，和中国市场巧妙平衡的互利模式，也逐渐出现信任危机。这从反修例运动升温后，今年第2季末起北向的沪股通和深股通资金均见明显下滑，7、8月单月平均北向资金仅7,857亿人民币，明显低于第2季的月平均8,941亿人民币。今年7月，在香港或透过香港完成的离岸人民币交易占比降至72.5%，以及人民币在全球货币支付比例降至1.8%，排名被加币超越，可见一斑。

由此可知，北京政府对香港的反修例运动“尚有耐性”，固然有政治考量，却也是体认到香港对自己在经济金融层面上的重要性。

只是，当中国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已在国际间逐步产生信心危机后，北京政府要让各界再如以往般相信香港，恐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