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现之一就是他们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关联，实现了“互联”。不仅如此，国家之间同样实现了“互联”，以至于人们理想地（误）认为这是一个“全球村”。如果引用当代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哈伯玛斯（Jurgen Habermas）所说的“人的本质在于交往”，互联网时代的确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理想时代，因为它已经使得人的交往变得如此容易，无需任何成本。

不过，现实并非如此，甚至刚好相反，或者说，互联网不仅没有实现哈伯玛斯所设想的理想“交往”；相反，互联网时代的人际交往到处充满着人类本来所具有的“性恶陷阱”。尽管互联网也有非常光辉的方面，但较之其“助恶”的效果（例如形式多样的网络暴力、激进甚至恐怖主义、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大屠杀的直播等），前者相形见绌。因此，一些人开始相信，互联网不是人类扬善的工具，而是人类可用来“扬恶”的最有效工具，是“恶人”的世界。

迄今为止，互联网只是工具，“善”与“恶”都可以借此表达和张扬自身。很显然，如果需要互联网扬善抑恶，人们对互联网所能造成的“恶”（至少到现在为止），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且须时刻检讨互联网对人性的深刻影响。

互联网赋予“假自主性”

互联网已经彻底改变人生存的环境，赋予人们一种“假自主性”。如法国启蒙哲学家卢梭所言，人生而自由，因为谁也不想做奴隶，所以人人都在追求基本自主性之上的自由。很显然，卢梭所言仅仅是一种理想，因为在现实中，人生而不平等。互联网现象也是如此，人们本以为得到了自主性，但现实中其所产生的更可能是一种“假自主性”，只不过很多人误以为是“自主性”罢了。

一个最重要的现象，就是各类限制人类智力生长和发展的“信息茧”的形成。这尤其表现在人工智能（AI）方面。人工智能一方面可以把人类从以前繁重的体力甚至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但另一方面也剥夺人类通过劳动所得到的一切，包括对事物的思考及由此而来的智慧。事物正在发展过程之中，人们须加以密切的关注。但有一点似乎已经明朗化，即AI时代快速形成的“信息茧”在快速地弱化人类（尤其是年轻人群体）的思维能力，导致新技术状态下的新“愚昧”。这个趋势可以说是全球性的，只要有智能手机的地方，就会有这种现象。

就信息的收集和传播而言，或者就人基于信息之上的交往而言，基于人工智能之上的推荐算法和朋友圈的出现，意味着人对信息的获取方式从传统的主流媒体，转移到以个人为主体的信息流媒体。这一点在社会底层人群中尤其严重，人们不再去主流信息来源获取媒体从业者为大家制作的内容，而是把选择权交给以推荐算法为代表的AI。道理再简单不过，因为AI会在海量的信息源中推荐用户可能会“想看”和“喜欢”的信息。同时，由于这些被推荐的内容可以在微信朋友圈分享，就意味着用户一旦看到一个有传染力的信息，这个信息会迅速在他的社交圈中由同质人群进行二次、三次乃至无穷次的传播。

“信息茧”给很多人带来了“共同体”的认同感，让人们有了自己的归属感，成为行使自己力量和影响力的工具。这也是人们对被推送的信息趋之若鹜的一个原因。问题是，这样获得的信息是人们的自主选择吗？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假的自主选择。表面上看，人们自愿选择这种信息，实际上是被“强加”的，只不过人们体会不到这种“强力”的程度罢了。当今世界各种原教旨主义式的激进思想，尤其是基于宗教的激进思想，和这种互联网技术的“赋权”是不可分离的。

互联网在把人们互联起来的同时，更造成了人的“原子化”，即互不关联。美籍德国哲学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经描述专制主义政权下的个人如何被“原子化”。互联网时代所形成的新类型“原子化”与专制主义的“原子化”相比，过犹不及。人们可以比较一下实体社会的社会运动和互联网空间的激进化运动，就可以看出所以然。

实体社会的社会运动，例如西方的1968年革命，年轻人走上街头，实现了人与人、人与团体、人与社会、人与政府之间的真实互动。这种互动影响到人们的实际生活，使得众多人走向社会现实，造就了一个真实的时代。

但在互联网时代又是怎样的一种社会运动？虚拟空间的社会运动较之实体社会似乎容易得多，也会造成更大破坏力。但虚拟空间的社会运动较之实体社会，更具有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所说的“乌合之众”性质，来得快，消失得也快，就像“快闪”群体的聚会。很难说，参与者之间能够发展出像实体社会运动参与者之间那样的认同和归属感。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代社会运动如此容易发生，但除了显示它们的破坏力之外，还没有体现建设性成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