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透视

香港社会动荡已持续三个月，至今仍未完全平息。引发动荡的诱因是香港特区政府提出有关包括《逃犯条例》等两个法律修订，但根本原因却是长期存在于香港社会深层次内的各种矛盾未能得到解决，因此，一旦遇到燃点，就会引爆，酿成难以平复的社会动荡甚至暴乱。

如何尽快解决当前香港遭遇的自主权回归22年来最大、最棘手、最危险的挑战，不仅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境地，而且也的确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道燃眉难题。

虽然解决社会矛盾远比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复杂得多，但两者之间也有相似之处，了解这点至关重要。我们不妨看看人与人之间解决分歧的三种常用方式：

第一种，两人心平气和地坐下来，通过理性对话解决问题。通过对话解决问题，显然是最理想，也是最有效的解决问题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必须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即分歧双方都愿意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两人都应该是理性的，且原则上都抱有解决问题的强烈愿望；

第二种方式是，双方并未做好对话准备，但双方也不愿看到分歧逐步升级，因为双方都意识到，一旦分歧升级甚至爆发冲突，结果或是两败俱伤。因此，双方愿意暂时搁置分歧，留出时间和空间准备今后沟通。这种方式也得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双方中至少有一方是理性的，或至少双方都不那么暴力；

第三种方式就是暴力解决，以更大的暴力制服对方。这种方式是以激烈、极端方式遏制问题。其前提条件是，矛盾激化至极点，而双方已无意用其他方式解决问题。此时，双方要么都是非理智的，要么就是事态失控所致。这种方式的弊端是，以更大的强势压倒对方，结果看似解决了问题，但实际上更加激化了彼此矛盾，不仅导致旧有问题未解决，还将衍生出更多、更复杂的新矛盾。

当前香港所面对的问题是，尽管街头暴力不断升级，特区政府面临空前压力，但为了减少冲突缓和矛盾，政府仍努力推动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为此，特首林郑月娥提出“搭建对话平台”，愿意与香港各界代表“不分背景、不分立场、不分年龄”展开对话，共同找出问题原因和解决的途径。

但是，反对势力已经明确表态，政府“不过是在拖延时间”“必须接受五大要求，缺一不可”，力争抗争到底，逼迫政府让步。在此情况下，第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几乎很难实现，即便展开对话，结果也难以预料。这令人非常沮丧和担忧。

至于第二种解决方式，笔者认为，“暂时搁置矛盾”是不现实的。事到如今，尽管特区政府有意暂时搁置问题，恢复社会平静，但反对派未必乐见，依然试图以激化矛盾，迫使政府让步。因此，退避三舍谈何容易？更何况，退一步讲，长期以来香港的“两教一师”、即“教协、教会和律师”一直以来都在利用意识形态工具或法律特权，毒化并误导青年、包庇犯罪行为。这些深植于香港社会结构中的恶菌，早晚还会病发、扩散，现在不彻底解决问题，恐怕也不是香港特区政府，乃至北京中央政府的意愿所在。

在大陆或香港，主流舆论都强调，既然香港面临的是“一场生死存亡的保卫战，已退无可退”，那就无须再退。北京中央已经明确提出，当前摆在特区政府面前的压倒一切的迫切任务，就是止暴制乱，恢复社会秩序，保障市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既已如此，又何谈“搁置矛盾”呢？

重点是，香港特区政府又会否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在事态失控时采取果断措施制止暴乱？笔者认为，这完全取决于反对派对未来形势的判断及所采取的行动，取决于街头抗争的暴力程度和造成破坏的大小，以及取决于北京中央政府根据事态发展，如何在继续确保维护“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则与坚决捍卫中国国家主权、安全间做出果断选择。

近期，香港暴乱已明显升级，出现了“三个前所未见”：暴徒利用铁棍、竹棍、燃烧弹、砖头和弹弓等武器，与警方主动展开致命近身肉搏，攻击警察并造成警方人员受伤，策略性和暴力性攻击前所未见；暴徒打砸商铺、蓄意破坏公物、随意阻塞交通的程度前所未见；暴徒殴打、围攻普通市民并造成许多市民受伤事件剧增前所未见。

如此猖狂的暴乱、挑衅和破坏行径，已经清楚表明，极端反对派正利用暴力升级迫使特区政府颁布“紧急状态令”，逼解放军驻港部队出营镇暴，在企图与特区政府鱼死网破的搏斗中摧毁“一国两制”原则，让香港、中国内地陷入另一次流血陷阱，从而达到破坏中国国际声誉、引来西方国家集体制裁中国的目的。

这一点，北京看得非常清楚，也为此做了充分准备。例如，在许多公开场合，透过香港现任及前朝重量级人物阐述“即便出兵，也不意味着一国两制的失败”等法律解释（香港《基本法》第18条）；林郑月娥亲自说明“不排除根据本地法律授予的行政长官权力，在社会出现局势失控时临时订立法律制止犯罪行为”；而中国内地官方主流媒体连日来的评论，透露中央绝不会坐视香港继续乱下去等等，都可以理解为政府在为“最坏事态”作积极准备。集结待命的中国武警大军也早已兵临城下，进入戒备状态，正所谓“大军未动，舆论先行”。

笔者认为，尽管三种解决矛盾的方式都面临极大困难，但香港特区政府仍须做好“谈”和“压”两手准备，非“两手都抓且软硬兼施”不然。除了积极构建“对话平台”外，是否还须考虑成立可以直接参与政府施政的“小内阁”，也是值得思考。

所谓“小内阁”，就是召集各行各业民意代表，直接参与政府决策全过程，包括政策草拟、公众咨询、落实问责、社会监管等各环节，做到在推动经济发展、解决民生疑难相关政策决策的全面、透明、兼顾和落实的各环节，皆有社会民意代表参与，把问题和矛盾化解在政策决策和落实之前。

“小内阁”应有法律保障的超然地位，要比政府倡导支持的专门“咨询机构”或“委员会”级别更高。当然，“小内阁”并非另立“中央”，也不是要与政府“分享权力”。特区政府、行政与立法会的法律地位不可动摇。“决策机制前置”的最大益处，就是让社会各界有参与感、责任感，与政府相向而行、分担风险、共享成果，而非对立。

香港已经处在大是大非、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特区政府即需要“柔性对话”，也必须“铁拳执法”，两者缺一不可。

作者是凤凰卫视资深时事评论员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

中国内地官方主流媒体连日来的评论，透露中央绝不会坐视香港继续乱下去等等，都可以理解为政府在为“最坏事态”作积极准备。集结待命的内地武警大军也早已兵临城下，进入戒备状态，正所谓“大军未动，舆论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