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伟大构想。1997年，香港顺利回归中国。2014年的“占中”运动期间，笔者在《香港明天是否会更好》（《联合早报》2014年10月29日言论版）一文中预言，“占中”可能标志着公民抗命时代的开始，未来的香港将很难太平。

如今，“东方之珠”香港正因再次深陷乱局而黯然失色，两大阵营争锋相对，各种势力明争暗斗，各说各话，互不相让。值此敏感时期，大多数人笃信“沉默是金”。尤其是我们这些局外人，不论说什么，估计都身微言轻；不论怎么说，恐怕都会得罪人。

不过，“苟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祸福避驱之”，该说的话必须直言不讳，仗义执言。据笔者观察，当前的香港乱局虽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但可用“一国两治、港人制港、高度自制”概括之。其中，“一国两治”是由头；“港人制港”是痛点；“高度自制”是出路。

首先，“一国两治”是由头，即“一个国家内部存在两种治理体系”为矛盾埋下了伏笔。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教授所言，香港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谁主香港？香港缺失政治主体，中国、港府、港人都未能全面有效治理香港。著名华裔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则进一步指出，其实香港自清朝以来就是抵抗中国执政权力的传统温床，加之延续了英式教育体系，港人对于爱国和民主有着与内地民众截然不同的理解。

不少港人对于“一国”不大感冒，片面强调“两制”，现实中则极为看重“两治”，即香港独立的治理体系。虽然《香港基本法》 第二条已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不过，对于香港应有多高的自治度，各种势力的博弈从未间断过，这也正是为何“真普选”和“反修例”能吸引如此众多的民众走上街头。

其次，“港人（抵）制港”是痛点，即“香港年轻人逾加热衷于抵制港府港警”，令人痛心疾首。不论是“占中”，还是“反修例”，香港的年轻人都是急先锋。他们被一群别有用心的无良人士“当枪使”，被鼓捣去替他人冲锋陷阵，因此被讽为“废青”（意为“废物青年”）。这令外界困惑：为何曾被视为“天之骄子”的香港年轻人，正沦落得越来越暴力？

有观点认为，香港年轻人由于楼价奇高而难以“上楼”，由于阶层固化而难以“上位”，唯有“上街”，尤其是当“上街”还有钱拿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忽悠而充当他人“马前卒”。的确，在“民主和自由”大幌子的召唤下，不明就里的香港年轻人裹挟着“上楼”难和“上位”难的怨气，很自然地把气撒在首当其冲的港府和港警身上，并迁怒于内地和中央政府，这着实是令“亲者痛，仇者快”。

年轻人代表着未来，如果他们真得废了，香港前途堪忧；如果年轻人迷失了方向，全社会必难辞其咎。香港各界人士都应该扪心自问：为何没能爱护好、照顾好、教育好年轻人？当然，香港年轻人也应该自我反思：“唐吉诃德”式的抗争真能为自己搏来美好未来吗？

最后，“高度自制（衡）”是出路，即“香港社会自我制衡止乱促谈”是理想的发展方向。数月已过，香港乱局似乎仍难完全平息，不少人一直在嘀咕：中央政府何时会出兵平乱？笔者认为，可能性不大。一方面是没有必要，因为局势可控，“港独”只是痴人说梦，“反中”更如蚍蜉撼树，目前的香港乱局乃一地区治安事件，顶多算是“港闹”或“港祸”。

另一方面是得不偿失，因为后患无穷，若解放军与港人正面对峙，恐将直接引爆两地民众仇恨的潘朵拉盒子，这正中某些不良人士和外部势力的下怀。投鼠忌器，北京中央政府应该继续引而不发，集中精力在外围打击“乱港”的幕后黑手和西方势力。我们相信香港政府和警察有决心、有能力镇暴平乱，也相信香港社会大众有意愿、有智慧握手言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诚如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所劝诫，就像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手掌心，香港社会幻想自主必导向悲剧，港人应专注2047年后前途问题。所以，香港乱局当休矣，见好就收吧！

（作者是旅居新加坡的中国籍独立时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