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敏康

香港依旧令人揪心。

在香港的这场混乱漩涡中，警察、法官再次成为舆论焦点。最近激进示威者、暴徒的挑衅逐步升级，使用凶器的危害性也不断增强，如强力激光笔、巨型弹弓、汽油弹等等，近日更是围堵机场骚扰和伤害旅客、殴打记者，导致机场运作受阻和大批航班取消。

而就在8月15日，香港高等法院批准非法“占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在上诉期间获得保释。戴耀廷曾被判16个月监禁，然而再只服刑了四个月，就以10万港币（1.7万新元）保释，走出监狱。加之此前也有多名激进示威者或暴徒被捕后又逐一保释或“无条件”释放。所以，很多舆论都纷纷指向香港司法制度、外籍法官等。在笔者此前的一篇文章中，也有不少读者讨论类似问题，所以想再来谈谈相关问题。

关于暴动罪和保释

其实，早在2016年，香港旺角37人涉暴动罪被捕，但皆获法官批准保释；此次六月初以来历时两个月的暴动，不少被控暴动罪的人士又被法官批准保释。因此，一些人士将此现象简单归结为“警察抓人，法官放人”，这可能是对香港法律制度不够了解所致。

在香港，获得保释已经成为被控犯罪嫌疑人的一项权利，故有“原则保释，拒绝例外”之称。法官在决定是否给予保释时，可能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当然，罪行的性质及严重性应该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对暴动罪疑犯应该考虑适用“拒绝例外”，即不批准保释为妥。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暴动罪属于严重的反社会暴力行为，对社会有重大的危害性，被控人有可能在保释期间继续犯罪，尤其是这两个月来频频出现的暴动犯罪，给予被控人保释会释放出负面信息，对社会的安定也是不利的。

在香港《刑事诉讼程序条例》中也已对保释情况作出具体规定，关键是第9D条、第9G条。第9D条规定被控人获准保释的权利，而第9G条则明确规定在特别情况下可拒绝被控人保释，不过显然法官在拒绝保释时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排在第一位的考虑因素应该是“指称罪行的性质及严重性，以及一旦定罪时，相当可能处置被控人的方式”，此外还如“被控人犯被指称罪行的证据的性质及分量”等等。

在香港，暴动罪是非常严重的犯罪。《公安条例》第19条规定：（1）如任何参与凭借第18(1)条被定为非法集结的集结的人破坏社会安宁，该集结即属暴动，而集结的人即属集结暴动。（由1970年第31号第12条修订）（2）任何人参与暴动，即犯暴动罪：（a）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监禁10年；及（b）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第二级罚款及监禁五年。这两个刑期的规定在奉行“轻刑主义”的香港是属于非常重的刑期，也说明此罪的严重性。

相对而言，袭警罪的刑期会轻一些。《侵害人身罪》第36条规定监禁两年，也是相当严重的。考虑到暴乱已经发生两个多月，对因这些罪名被起诉的疑犯给予保释，会令他们重新回到那些激进示威者中，对社会动荡造成进一步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