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时语专栏

由于美国正式退出，1987年签订的《中程导弹条约》寿终正寝。这是美苏两国所达成的第一个真正削减并销毁可观核武器的协议，对此后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作用巨大。在意识形态尖锐对峙的冷战年代，美苏最高领袖能够克服双方的巨大不信任；今天的俄罗斯早已摒弃共产主义，却未能让美国在纸面上维持这一国际和平义务，令人感叹国际合作信任的恶化。

华盛顿退出协议，有两个借口，其一是指责莫斯科违反了条约规定，其二便是《纽约时报》报道的，条约束缚了美国对付中国。从各种迹象看来，第二个借口更为关键。因此，除了新一轮军备竞赛，国际社会更面对美中俄三强的军事对峙。新近中俄战略轰炸机联合巡航，以及中国海军陆战队参加俄国加里宁格勒的登陆战术演习，都引起国际传媒的关注。

在我看来，目前的中俄关系带有很大的权宜动机，双方主要的利益交集，在于对付美国霸权的威胁和压力。另外俄国总统普京起到的个人作用也相当重要。从长远角度来说，中俄的准同盟关系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由于蒙古征服以及此后斯拉夫民族遭到数世纪之久的“鞑靼桎梏（Tatar Yoke）”压迫，俄罗斯民族具有深刻的“黄祸”恐惧心态。另外，自从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知识精英集聚了数百年的“西方情结”，就是在与普京“轮流坐庄”的梅德韦杰夫总理身上也很明显。另外一面，俄罗斯是抢夺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就是目前的“一带一路”倡议，涉及许多历史上的汉唐西域旧土，仍被不少俄国人士看成是对俄罗斯传统中亚“后院”的渗透。欧美有人期待俄国“后普京时代”会出现亲西方领袖，并非空穴来风。

但是这样的前景，前提是华盛顿对俄战略的大幅度变化。我认为可能性很小。不妨回顾一下近年美俄关系的演变。苏联瓦解之后，在袁世凯式的“开国总统”耶尔辛任上，俄罗斯引进西方经济模式，与欧美关系日益密切，一时大有加入“大西方共荣圈”的意向。面对这样一心要和西方“睦邻”的俄罗斯领袖，克林顿总统却在1994年，违背美国早先为了换取苏联同意两德统一，而做出的“北约不会扩展到东德边境之外一寸”的许诺，不仅将北约扩张到几乎所有原华沙条约国家，还把原属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也尽数纳入。

北约东扩的理由，是原国务卿贝克对戈尔巴乔夫所作出的只是口头“君子之诺”。美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学者近年根据西方解密文件，发现除了贝克，做出这个北约不会东扩保证的西方领袖，还包括了老布什总统、英国首相撒切尔和梅杰、法国总统密特朗、德国总理科尔及外长根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盖茨和北约秘书长韦尔纳等等，却仍然被华盛顿出于地缘战略需要而轻易打破。值得注意的是，克林顿在外交政策上还不属于“鹰派”角色。

即便如此，根据美国前驻俄大使伯恩斯（William Burns）新近出版的回忆录，普京接任俄罗斯总统之初，还是有意维持耶尔辛的亲西方政策，打落牙齿和血吞，只要北约东扩到波罗的海为止，不再继续蚕食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愿意和美国紧密合作，特别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建立“共同战线”。但是普京的亲善意图换来的却是格鲁吉亚战争（连西方传媒都承认，是亲美的格鲁吉亚前总统萨卡什维利主动发起），以及更加触动到“俄罗斯灵魂”的乌克兰政变和内战。

鉴于这样的历史，俄罗斯未来虽有可能与欧洲大国尤其是德国合作，但是与华盛顿的战略竞争历史模式难以改变。另外，乌克兰内战的深化，也彻底破灭了斯拉夫东正教文明的内部团结。

回到美中俄三角关系的前景，我们也必须面对北京现有体制的可持续性。香港局势的糜烂和台湾“去中国化”趋势，意味着“儒教文明”的内部分化。加上特朗普的“美国利益至上”，我们可以说世界局势已经进入“后文明冲突”时代。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退出《中程导弹条约》之后的世局，颇有点类似1930年代著名的《华盛顿海军条约》失效。这一国际裁军条约，规定了当时世界三强英美日海军舰只吨位的5:5:3比例，在短期内维持了国际和平。之后不久发生的二次大战，是今天《中程导弹条约》废止的不祥历史先例。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