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社会抗议运动越来越普遍。（互联网）

在当今世界（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社会抗议运动越来越普遍，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没有几个国家和地区可以幸免。社会抗议运动的起因、经历的过程， 结果各有不同。不过，总体上看，大多社会抗议运动没有什么大成效，尤其和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欧洲社会抗议运动（即社会主义运动）相比，更是如此。

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可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成效的，它导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即从原始资本主义转型到福利社会。不仅如此，社会主义运动也产生了全球性影响，催生了全世界各地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运动。之后，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不管是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任何社会都必须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社会主义色彩”。与此相比，当代世界的社会抗议运动，尽管也表现为风起云涌，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这里有内外部因素。人们至少可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来讨论。

在微观层面，社会抗议行为模式本身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这里涉及几个因素。第一，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抗议运动的组织成本大大降低，变得过于容易组织。正如经济学家奥尔逊（Mancur Olson）在1960年代所指出的，社会运动是典型的“集体行为”，属于一种“公共品”，里面涉及“搭便车”的问题，组织成本高，不容易组织。

科技降低抗议运动组织成本

奥尔逊所指的是传统社会运动，今天的情况则很不相同了。随着互联网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社会运动的组织成本大大减低，甚于趋于零。更为重要的是，传统的社会运动需要组织者，即领袖，现在的社会运动则往往不需要领袖，互联网平台本身就是“领袖”。

这个现象明显体现在法国自去年开始的“黄背心”运动上。经济学意义上的“投入-产出”理论乎可以应用到社会抗议运动上。 随着组织成本的降低、过于容易组织，社会运动发生容易， 但结果大打折扣。也就是说，表面上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有结果的屈指可数。

第二，“退出”变得过于容易，很难对被抗议的主体（公司、组织和政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退出”（exit）的概念由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提出。赫希曼观察到，一个人认为所属的公司、组织或国家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质量下降，主要会作出两种反应，即“退出”或者“发声”（voice）。“退出”最为简单，就是离开，转而购买能够提供更好产品或质量服务的公司、组织和国家。但“退出”和“发声”之间经常存在着矛盾，甚至互相破坏，“退出”能够有效破坏“发声”。如果“退出”很容易，“发声”就不容易发生。

这种情况很容易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观察到。例如，股票出让如此简单，持股人很难对通过“发声”对公司管理层的决策产生影响；如果离婚足够简单，夫妻双方不会通过“发声”（沟通或和解）来挽救婚姻；美国历史上，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因为西部开发提供了足够的机会，和欧洲比较，美国并没有出现强大的工人运动。

这里所指的社会抗议运动是针对政府的抗议。社会抗议的本意是为了改变执政党的行为，例如希望政府改善和改进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但因为政府的背后是政党，一旦社会抗议“剥夺”了执政党的权力（即执政党被赶下台），由这个政党组成的政府就没有任何机会来改善其行为。

社会抗议演变为从选择政党A转到选择政党B或C。问题在于，即使执政党被社会抗议运动赶下台，反对党上台，也会面临同样的情况，同样也会被社会抗议运动赶下台。不难理解，尽管在很多场合，尤其是欧洲和拉美的民粹主义运动，社会运动可以有效促成政府变更，但社会经济的现实并没有因此而变化。

第三，因为上述两个因素，即组织成本低廉和“退出”容易，抗议本身的“艺术”（赫希曼语）水平往往非常低劣。今天的社会运动较之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已经显得理性了，因为很多参与者都是中产阶层人士。

不过，也要意识到，社会界定和接受“暴力”的标准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早期被视为非暴力的，今天很可能被视为暴力。今天的社会运动动不动就激进化和暴力化，结果抗议行为本身被社会的其他部分所抗议。因为抗议“艺术”的低下，较之传统抗议，今天很多抗议更是表现为传统上一些学者所说的“乌合之众”，参加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响亮、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但并不能转化成为实际效果。

第四，社会抗议进入恶性循环状态。因为上述因素，社会抗议并不能促成政府行为的变化，提升其服务的质量。政府行为不能因为社会抗议得到改善，这个局面又为新的社会抗议（在多党制国家往往表现为不同人群参与的抗议）提供了机会。这样，循环往复，造成了“为了抗议而抗议”的情况，即一些学者所说的“抗议型社会”，社会陷入长期无效的循环抗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