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6月中旬香港爆发反《逃犯条例》修订运动以来，形势日渐升温，不断有新的群体加入。进入8月初，甚至有部分公务员参与集会，或匿名发表联署公开信，希望香港政府正视民意。

香港，作为北京设计“一国两制”的最早实施地区，其实践情况自然引发台湾的关注。一直以来，北京皆以“一国两制”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标准答案。香港在回归22周年之后遭遇如此局面，必然引发台湾民众的忧心。

当前在台湾，抗拒“一国两制”的民众比率不小。虽然中国国家主席...年初提出的“两制台湾”方案，试图给出符合台湾问题的解决框架，但在蔡英文与民进党的操作下，不要说带有“两制”字眼的方案，即使是“九二共识”，也被视为“一国两制”的同义词。

此前参与国民党党内初选，竞争明年台湾总统选举候选人资格的郭台铭，甚至也明确拒绝“一国两制”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明确表示并不适合台湾。

在此背景下，尤其是还夹杂着中美关系的复杂化，当下香港局势的变化，无疑需要有关决策者深度思考香港与一国两制的问题，台湾与一国两制的问题。

一直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始终是困扰中国历代王朝的难题。中共在上世纪80年代逐步发展出的“一国两制”政治框架，用以解决台湾、香港回归的问题，无疑具有相当的政治意义和价值。它展示出一种灵活、务实又具备创新的开放性思维与格局。

但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情况，中国大陆历经波折百废待兴，中央领导人迫切须重建、发展大陆的经济与社会，所以对于进入回归议程的香港社会缺乏足够的研究与思考。当然，在当时的情况，恐怕也缺乏足够的人员来研究香港回归的一系列问题。

由此，“一国两制”的实施，某种程度上因为“先天因素”，导致中央政府在回归22年的过程中，出现政策上的极端变化。前期北京高层展现出对香港政治的高度信任与期待，放手让港府治理，几无干涉。但随着2003年50万香港市民集会游行，反对23条的立法，此后北京对香港的态度开始逆转。

在某种意义上，今日香港的局势，与过去这些年治理上的种种问题不无关系。经年累月，问题由小变大，量变引发质变，终于在香港这个具备重要意义的地方，爆发出回归以来最大的治理危机，严重冲击“一国两制”实施的可操作性。

港府在此过程中的许多失当行为，暂且不论。毕竟局势已经演变至此，当前最为重要的问题是香港秩序的恢复，民意得到恰当的回应。

如此之时，重新回顾上世纪80年代“一国两制”政治框架诞生的背景与所代表的精神，无疑是必要的。只要是在“一国”的前提下，任何创新、开放的治理方式都应该得到重视，任何诉求都必须得到倾听。毕竟，没有多少香港市民愿意天天上街做无谓的抗争，愿意自己的家门口天天处于无序、混乱的状态。上世纪80年代所具有的开放风气、创新精神，在今天香港面临如此紧迫的局势下，应该重新得到恢复与重视，重新思考香港的命运与未来的走势。

如果说30多年前的北京尚无法顾及仔细思考“一国两制”的落实，与香港回归之后政治、社会、经济制度所可能引发的问题，无力去研究推演，在回归22年之后的今日，这种思考就尤为必要了。

当初原封不动的“冷冻式”回归是否恰当？殖民时代的治理制度与架构，在回归之后一成不变是否仍然适当？而中国大陆无论是政治、经济上地位的变化，双方交流过程中爆发的矛盾，从政制与制度上来看，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恐怕都要再度研究。如果应用于台湾，又该如何面对制度上的巨大差别？

简单来说，“一国两制”设计之初的台湾尚处于“威权体制”之下，而今已经发生重大改变，转化为“民主体制”。由于中国大陆地位的变化，其中又夹杂着中美复杂的竞合关系，如此一个具有创意、开放性的“一国两制”制度，恐怕才是时代的需要，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需要。

香港，一个实践22年后如今看起来并不算特别成功的样本，必须放到显微镜下解剖；无论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台湾问题，还是作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的案例，抑或只是为了解决当前香港的秩序问题。

中国大陆在7月26日发表的国防白皮书《新时代的中国国防》中，再度对“藏独”“疆独”和“台独”严厉批判。这些分裂势力的存在，无疑意味着中国边陲之地存在某种脆弱性。

而从历史来看，维护边境之地的安全与安宁，武力的存在固然是快速、有效的方式，但柔性的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方法。刚柔并济，才能维护长久的稳定。强力固然有效，但一旦出现势微，则必定引发更强的反扑。这也是为何中国历代王朝对边疆之地，往往存在多种有别于中原地区的制度，为的就是让制度上的灵活性、开放性和创新性，能够更好地处理当地复杂的地方问题。

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因时而变，是任何制度创新与良好治理的前提与条件。在当前的香港，这应该是除了回应民众诉求之外最为需要的。换句话说，香港的治理体系，必须进行一番改革了。

（作者是北京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