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远：中国能否成为全球领导者，关键并不在于克服美国的围堵，而是在于怎么化解自己内心焦虑的这堵围墙。

前不久香港中文大学刘遵义教授在香港出席一个财经论坛时指出：贸易战对于中国而言，一个很大的风险是被世界孤立，被世界排除在外，被包括投资和贸易在内的多边秩序排除在外。今年以来在多个场合他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刘遵义教授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经济学家，他早年任教于斯坦福大学，是对中国早期经济改革建言献策最多的海外华人学者之一；刘遵义教授还是我就读香港中文大学时候的校长，我经常获益于他的讲座和著作；他还邀请诺斯、阿罗等经济学大师来香港中文大学讲学，让我有机会从更深的视角看待中国经济转型问题。总之，刘教授是引导我走向研究中国经济之路一位关键的人物。

虽然刘遵义教授的研究是基于认真的数据分析，也提出了促使中国扩大开放的善良建议，但对于刘遵义教授的结论，笔者仍提出不同意见：世界不会孤立中国，中国最大的风险是自我孤立于世界。

全球化的世界从来不希望排斥中国

全球化是一个持久的浪潮，有人把它追溯到蒙古帝国西征，更多的人倾向于把15世纪末的航海大发现看做全球化的起点。但西葡两国开辟的全球化，只是传统掠夺式帝国的空间的扩大，并没有规则和模式的创新。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应该始于17世纪后荷兰和英国工商业文明国家，以贸易和投资为载体，通过推广开放、自由、法治等规则，将世界整合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西方从直接遭遇中国开始，就可以说为了把中国纳入世界秩序，无所不用其极。第一次正式尝试应该是1793年英国国王派出的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这也是中国所接触的第一次近代意义的外交活动。接下来的整个19世纪，西方可以说为了把中国带入全球化是既打又拉，但以拉为主，打也是为了拉。虽然两次鸦片战争有割地赔款，但英法侵略中国的主要目的不是获取土地和掠夺财富，而是希望中国更多开放市场，这与日俄帝国主义带给中国的伤害不可同日而语。此外，西方人还在中国兴办医院、教育，用“贿赂”国民的办法来改变中国人对西方的观感，减少中国人对加入世界秩序的抵触，这些都客观上奠定了中国近代公共事业的基础。

从洋务运动和清朝新政的经验来看，西方也是积极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上帮助中国。洋务运动纵然是清朝自强的需要，也跟英国为首的西方推动、支援不无关系，技术层、管理层很多重要人物都是英国人。清末的两次重要外交活动——1896年的李鸿章出访和1905年的“五大臣出洋”，也都得到西方极热情的招待，总统、皇帝、政要都纷纷出来接见，还为他们细致地展示西方社会发展的成就，并悉心传授经验。

西方为什么不愿意让中国游离于全球化之外呢？首先，自17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就稳定地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以上，高峰时期达到三分之一左右，天然逐利的资本主义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想把中国吸纳进入市场。西方也尝尽了中国市场的甜头，在近代，即便是东南沿海有限地区和人口参与全球化，已经让西方受益匪浅，西方金融巨头中的汇丰、友邦都是诞生于中国；而到了1978年以后的开放，中国更纵深地参与全球化，西方很多跨国企业的市场扩张和利润增长主要依赖中国。其次，中国文明本身有很多特质对全球化是有益无害的，比如，在两千多年来儒家文化熏陶下国民养成的吃苦耐劳、善于学习、自律的品质，让中国人很容易被塑造成符合现代化生产要求的、高质量的劳动力和技术人才；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没有太强的宗教情结，比较容易认可西方的价值观，并且愿意接纳或融入西方社会。

所以，中国应该明白在西方建构的全球化体系中的价值和地位。中国与西方没有天然的历史和文化的冲突。在全球化中，中国或者整个东亚儒家文明地区是西方较为钟意的合作者，而不是敌人。中国应该摒弃近代沿袭过来的悲观主义的思维，更自信地认识到自己是全球化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一员。

近些年来西方以贸易争端为主要内容的针对中国的不友好行动，并非要将中国排斥于世界秩序之外。西方辛辛苦苦用了一个多世纪将中国拉过来，椅子都还没有坐热，何必又要赶走呢？西方实则是改变秩序规则，来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改变规则也未必是针对中国的，因为现行世界贸易规则已经存在20多年了，到了改换周期，只不过因为中国“入世”的崛起，使得规则改变更显迫切。从西方提出来的改革要求看，对中国也不全然是坏事，多数也是中国进一步释放发展潜力的内在要求，但中国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需要慢慢接受。

美国在引导中国参加全球化中的角色

谈论中国加入全球化，有必要提起美国扮演的角色。中国近代以来加入世界秩序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欧洲列强引导的，这个阶段有明显的帝国主义色彩，在东亚并没有营造一个和平的秩序，中国参与的是一个低质量、充满伤害感的全球化；后一阶段则是美国引导的，这个过程始于1898年的门户开放，形成于1920年代的华盛顿体系。由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更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和正义，新秩序对中国是有利的；又加上美国视中国为新秩序中一支可依赖的重要力量，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身份地位也发生本质转变。

尤其是二战后，得益于美国在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对中国的拉拢和扶持，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创始国，这些身份后来逐渐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1978年后成为中国参加全球化的身份依托，也是今天施展国际影响力的载体。中国在20世纪能从一个弱国成长为全球性大国，从内因讲是民族文明自我觉醒的结果，从外因讲与美国的帮助扶持，搭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便车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美国主导的新秩序中受到这么多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