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朝领导人三次会晤，尤其是大阪峰会之后，在文在寅的陪同之下，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板门店韩国一侧的“自由之家”举行会晤。虽然文在寅没有参加会谈，但是，这进一步确认了日本在半岛问题和东北亚外交中的“边缘角色”。日本限制对韩国出口核心原料的理由是，从日本出口到韩国的氟化氢不知去向，这些可以用于生产有毒气体和化学武器的氟化氢有可能流入朝鲜。韩国当然不承认有这样的事情，而且战略性物品进入朝鲜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日本的指控可以说一石二鸟。一是避免将这次贸易“突袭”与日本的历史关联在一起。无论慰安妇问题还是劳工问题，日本都处于道义的下风。二是将问题转向安全，尤其是朝鲜半岛问题。文在寅为了美朝会晤与半岛和平耗尽心力，如果韩国涉嫌向朝鲜出售违禁品，那美朝会晤的合法性何在？文在寅的外交业绩也可以归零了。

日韩关系的两大纽带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松弛甚至逆转的迹象。从经济来说，日韩之间的竞争性不断上升，在韩国跻身于发达经济体行列之后，日韩产业的同质性竞争在上升。韩国也是东亚模式的优等生，在更短时间里走过了日本的工业化进程。韩国电子产业可以说是后来居上，以三星为代表的韩国企业已经成为世界电子行业的领军企业，相比之下，日本电子产业似乎在衰落。这次日本突然对韩国电子企业进行“精准打击”，让世界看到了日本在这一行业的先进地位，同时，也是对韩国的“卡脖子”行动。在短时间内，韩国恐怕没有还手之力。韩国一是可以要求与日本进行谈判磋商，但韩国谈判代表在第一次会谈之后就向新闻界透露了会谈的信息，让谈判难以进行下去。韩国二是可以自力更生，补齐短板，而长此下去，东亚地区的产业链将不得不进行重构。

日韩经济竞争不仅体现在产业领域，也体现在自贸区的谈判上。起初中韩自贸区与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几乎是并行的，现在中韩自贸区已升级，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还在进行之中。在美国退出TPP之后，日本搞了一个缩微版的TPP，也就是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今年年初，韩国试探加入其中，但是遭到了日本抵制。此次，日本动用“杀手锏”对韩国进行产业遏制。可以看到，日韩经济竞争已经到了非常白热化的程度。有人认为，安倍是在模仿特朗普的贸易战策略。

在安全方面，日韩合作的基础在流失，尤其是半岛形势缓和打破了美日韩三边关系的结构。在美日、美韩同盟之下，日韩存在着竞争，比谁才是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盟友。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韩、美日同盟呈现出合流的倾向，“双重断裂”的结构迫使日韩合作，这也是朴槿惠政府时期，日韩在慰安妇问题、军事情报共享问题上迅速达成协议的结构性原因。

特朗普上台之后，日韩都受到了“特朗普冲击”。一是在贸易问题上，美国不再慷慨，韩国已经重签了美韩FTA协定，而日美贸易谈判进展也不顺利。二是在安全上，特朗普总统认为日韩都需要承担更多，喜欢看电视的特朗普在谈及日韩时都提到了电视。一次是说，美国花费10亿美元部署“萨德”保护韩国，而美国人家中挂的电视都是这个国家生产的。另一次是认为日美军事同盟不平衡，美国保护日本，但如果美国遇到袭击，日本只能从电视上看到。美日韩三边关系朝着三角关系的方向发展，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对日韩的约束在下降，此外，美朝首脑会晤和朝鲜半岛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半岛的“断裂”，日韩合作的一个重要纽带因此而松弛了。

对于安倍来说，朝核是一个必要的威胁。在朝鲜不断进行核导试验的2017年，美日关系的重要性不断凸显，而文在寅的对朝政策难以施展。2018年以来，文在寅扮演了半岛外交的“经纪人”，而日本则处于尴尬状态：暗淡无光，甚至担心自身利益被美国忽视。对日本来说，半岛形势的变化带来了两大挑战。一是朝韩关系回暖，南北双方的民族主义情感上升，在要求日本反思历史方面，南北双方没有差别，南北关系缓和也意味着彼此之间的威胁在下降，尤其是文在寅致力于推动半岛新体系，朝鲜不是韩国的威胁，而是合作与和解的对象，日朝韩三角关系就发生了质变。日本在5月提出不设前提地举行日朝领导人会晤，但并没有得到朝鲜的积极回应，这也让安倍的面子丢了不少。二是美朝互动过程中，日本基本难以介入，绑架问题是日本对朝外交的重要问题，但现在基本是“边角料”。另外，朝鲜半岛无核化方案中没有体现日本的诉求。

可以说，文在寅的半岛外交越成功，就越反衬出安倍外交的失败。安倍在一档媒体节目中认为，半岛形势缓和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美国和中国，而不是文在寅。但相比之下，安倍却是“局外人”。日韩在半岛问题上的利益存在着竞争，甚至是冲突。突如其来的日韩贸易冲突，背后是美、日、朝、韩形成的一系列三角关系的变动。我们无法预知未来的趋势，但能够看到日韩关系发展背后的逻辑。在历史的转折点上，领导者的视野、谋略依然重要。

（注：作者是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