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台湾《工商时报》

美国、德国以及正在更换首相中的英国，都已经启动总统、总理大选的竞选活动，目前的主流舆论还是认为统独议题、美中对立是2020年的台湾总统大选的主轴，不过，如果从台湾的韩国瑜现象、美国民主党候选人一片左倾、英国脱欧民意高涨、以及德国默克尔政权急速衰败等迹象来看，“左右对决”可能已经悄悄占据到全球政坛的制高点。

左右对决在政治理论存在相对复杂的意涵，但是在经济政策的领域，经济左派与右派则有相对简单的分野，例如韩国瑜与郭台铭的对决，在政治主张上有更为细微的论述，在经济层面韩国瑜明显获得底层庶民的支持，相较于郭台铭从跨国企业董事长的资本家身份出发，两人虽然都喊发财，经济论述却截然不同，最终，从韩国瑜的庶民路线大胜，可看出民心的趋向。

本报昨日社论《大选之前应妥慎处理薪资相关议题》所讨论的劳工基本薪资、最低时薪、以及公务人员加薪问题，也是经济政策左右对决的经典案例。总统蔡英文从2016年就任至今，已经连续三次调高劳工基本薪资与最低时薪，政府干预企业的基本薪资，是直接将股东的利益强迫分配给基层员工，而根据劳动部在调升基本薪资之后，公布企业增加的“适法成本”，2017年增加107.77亿元，2018年108.61亿元，2019年更升高到142.61亿元，累计三年已经增加近360亿元，如果加上基本薪资调升所产生的加薪连带效应，企业的人事成本升高的金额极为可观。

韩国在前任总统朴槿惠任内，就热烈拥抱调高法定最低薪资来拉抬劳工薪资的左派政策，韩国过去四年狂拉基本薪资，累计升幅高达52%；相较之下，蔡英文政府三年累计调幅15.4%，今年如果继续调高5%，四年累计调幅将逾20%，调幅与韩国相较算是温和。

但是，韩国猛拉基本薪资的政策产生剧烈的副作用，韩国去年失业率上升至3.8%，创下17年以来的最高水准，而且连续三年写下“百万失业大军”的纪录。更因此造成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韩国政府2018年累计支付139万人失业救济金，金额高达6.6兆韩元，约等于新台币1,800亿元，为已经债台高筑的政府财政带来新的包袱。

文在寅与蔡英文政府没有密切的往来，却同时采行了左倾的劳动政策，这并不是亚洲国家独有的现象，而是金融海啸之后，全球经济持续扩张，但是贫富差距却同步拉大的结果，缩减贫富差距是各国政府必须面对的挑战，最简单、最政治正确的解法就是在资方与劳方的议题上，直接强迫资方增加薪资与福利，并且提高政府对于基层劳动者的补贴。

有趣的是，全球经济的持续扩张助长了左派经济政策的声浪。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NBER）最近发布景气循环研究报告，美国此波的经济扩张已经在7月份创下连续121个月的历史纪录，是1854年至今、165年来最长的扩张期纪录，不只超过了千禧年之前的科技创新扩张期，更是二次战后经济复苏平均扩张期的两倍。如果美国联准会在本月底启动降息政策，持续进行“预防性”的宽松货币政策，更可能让各界认为，眼前低通膨、高就业、温和经济成长的完美模式可以无限期延伸。

在这样的环境下，美国的经济左派声浪快速升高，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不断提出各种经济左派的政策主张，纽约市赶走带着5万个就业机会、50亿美元投资金额的亚马逊第二总部；参众两院提出激进的“基本时薪调升法”（Raise the Wage Act），要将目前每小时7.25美元的基本时薪，在2025年前调高到15美元；而台裔商人杨安泽提出每人每月1,000美元的“自由津贴”；展现胜选声量的麻州参议员华伦，更以强制分拆谷歌、脸书、亚马逊等科技巨人做为竞选主轴。

经济扩张与税收增长，伴随着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让经济左派认为政府可以大幅提高补助、津贴、加税，甚至美国还出现主张联邦政府债务可以无限制增长的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而且成为民主党年轻议员追捧左派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

德国默克尔政权可以说是古典右派政策的代表，自由贸易、破除关税壁垒、坚守财政纪律、避免使用过度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但是默克尔政权在持续15年后，如今连国内的执政团队都摇摇欲坠，面临必须向更为左派的绿党政策倾斜的抉择。

美国总统大选看似特朗普胜选连任机率甚高，但是特朗普上一次的竞选主轴，乡村与都市对决的基调已经悄悄转移，民主党的挑战者一方面掌握了都市年轻选民，另一方面又以左派经济政策侵蚀特朗普的票仓，特朗普最近对民主党的攻击火力越来越旺，他显然已经意识到经济左派的崛起，可能影响到他的连任。

可确定的是，在经济持续扩张、贫富差距拉大的推拉效应下，经济左派政策成为候选人们最政治正确、最便利的竞选政见，不论我们喜不喜欢，2020年的总统选战，我们都将听到更多的左派经济政见，我们只能在左、与更左的候选人之间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