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点

北看记

中国高层再次警示官员不得为庸懒找借口。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周二（9日）主持会议时，形象地指明“昏、懒、庸、贪”这四种官员不能做。

据官媒报道，...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要求，“不做政治麻木、办事糊涂的昏官，不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懒官，不做推诿扯皮、不思进取的庸官，不做以权谋私、蜕化变质的贪官”，决不能把反腐败当成不担当、不作为的借口。

人民网在后续的评论中形容，总书记给四种官员“画像”。有西方媒体将“饱食终日”直译成英语，听起来更不客气，报道称，中共总书记告诫官员不得“一整天都在吃”（spend whole day eating）。

这里必须说一句公道话，我多年来在工作中结识的中国公务员，许多都挺忙碌的，经常接触的中央部委新闻官员和公务参访活动时遇到的地方官，往往忙得昏天暗地，除了要开许多会，近年来还得参加越来越多的学习活动，说中国官员都“饱食终日”肯定有欠公平。不过，官僚集体中懒政怠政者恐怕也不少，其中不乏高层官员。

否则，中国高层不会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就三申五令督促干部官员要有“担当”。这类说辞在2013年仍是委婉劝说，到2014年升级为批评，当年10月...就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告诫，“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中国总理李克强更直指，尸位素餐就是腐败，懒政也是腐败。

庸官懒政接着成了高频词，在2015年首次进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在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警告，“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2016年1月，...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研讨班上强调，为官不为的问题“极为重要”“十分紧迫”。而“懒”也成为高阶官员被追责的依据，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位高权重的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在2017年落马，其罪责就包括：“庸懒无为”。

不过，这几年的趋势却是：反腐越深入，官员不作为也越严重。一种解释认为，由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压力过大，官场“整风”又过于严厉，导致官僚产生“多做多错”的避险心理，“务虚”为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但另一种原因也不容忽视，即全面反腐减少了官员的权力寻租空间，他们推动经济发展可获得的油水不再或不如过去肥沃，“积极有为”的热情也就烟消云散，所谓“有的干部礼不收了、饭不吃了、红包不收了，但该做的事也不做了”。集体性的庸懒不作为，是利益群体对于反腐导致其利益被扣减的软抵触，隐性与间接的政治性抗争，他们对反腐等其他政策的公开质疑或耳语诋毁，有时与其切身利益受损亦不无关系。中央高层将“不作为”定性为“也是一种腐败”，显然意有所指。

细看这些年的官方文件，字里行间往往透露出高层与官僚集体的博弈，例如去年1月...指党内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伪忠诚”，今年1月底中共中央发文禁止“低级红”“高级黑”，都反映了新时代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实际上，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中央政府要与官僚集体的惯性做斗争，调动后者的积极性，自古以来都是一大难题，在权力高度不对称的客观环境下，消极怠工一向是下级与上级对抗和讨价还价的常见方式。《论语》里有“具臣”一词，按照宋明理学家的解释，指的就是充数的官员。也有评论分析，中国改革开放的部分经验，就是默许一部分人腐败以换取官僚合作推动经济发展，而今高层力图反腐与严格的吏治来迫使干部干活儿，当然更不易为。

那么，要如何治理不能为、不想为、不敢为造成的官员“不作为”呢？

有识之士此前提出了许多建议，包括对因改革而犯错的官员要宽容，促进决策的科学水平，完善官员绩效考核模式，这些都是必要的举措。除此以外，大幅度提高官员的待遇也不能回避。中国官吏的俸禄自古就很低，今天也高不到哪里去；灰色空间自古至今都很大，导致贪官、庸官层出不穷。而吏治与人力资源管理一样，要有赏有罚，须承认官员也有自身利益需求，如果仅依靠使命感与道德感召来要求人们干活儿，不尽公平，一般也难以持久，推诿扯皮，总是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