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工商时报》社论

根据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认定，今年7月美国将迎接有史以来最长的经济扩张期。自上次衰退谷底的2009年6月起算，至今经济扩张时间累积已达121个月。美国总统川普则表示自己入主白宫时，美国经济已濒临崩溃（When I took over this economy, this economy was ready to crash），藉此夸耀个人施政（包括贸易与减税政策）有功。

但真是如此吗？只怕未必！

一般分析景气循环的特徵时，会从深度、广度与持续期间等三个面向切入。先就深度来看，近30年来美国景气扩张期间的经济成长速率不断减缓，从1982年起的4次景气扩张期里，美国经济成长年化季增率便由4.4％逐次减弱至3.2％、2.9％，本波循环则仅及2.3％；再就广度而言，美国房市、就业、薪资、消费与投资市场呈现扩张趋势，近10年来也不曾改变；至于持续期间，自1854年NBER正式发布美国景气循环以来的33次景气循环中，最长的六次景气扩张期均处在二战之后。若扣除二战后重建期及越战时期两次景气循环，史上长度第四、第二（1991年4月至2001年3月老布希与柯林顿政府时期的120个月）、第六及第一长的景气扩张期，均发生在1980年后，似乎显示景气扩张期拉长已是数十年来的新常态。因此，要说美国迎来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期是一人之功，未免夸大，而经济成长率在近期四次扩张期逐次下降背后的原因，更是一个新课题。

那么，到底该如何解读本波美国经济扩张？综合各研究单位与学者的观点，大约可归纳为四个观察面向：首先，最易为人理解的解释因素，莫过于科技进步。资讯革命让讯息流通快、成本低，推动网路无远弗届的时代来临，使B2B、C2C变得容易，改变了过往的生产模式；第二，页岩革命后，页岩油开採更为快速有效，使原油供给不再为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PEC）所把持，两次石油危机的逆风因素已不復见，也是可能的成因。

第三，全球化也是景气扩张期变长的重要原因。虽然有研究指出，全球化让世界各国的景气循环规律趋于同步化，甚至加大了某些国家的震盪幅度，但对于以消费或服务业为主的美国来说，全球化反而有助缓和景气波动。只因透过生产外包与转移，景气循环中反应最为剧烈的上游制造业部门，大多已不在美国境内，美国国内自然“感觉”不到景气的轻微下行，纵使经济成长速度略见趋缓，却仍能维持扩张格局。

同时，全球化虽导致生产者争夺生产要素而推升了原料价格，却也带动生产效率的提升及全球分工。尤其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加入工业生产行列后，不仅抑制了物价上涨压力，并带动实质所得成长，有助延长景气扩张。这也是近年来美国在经济持续成长下，却出现物价上涨停滞现象的原因。而本波景期循环之前的3次扩张期，美国物价年增率平均达3.1％，但近10年平均却只有1.7％，即是例证。

第四，相较于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恐慌（衰退期长达43个月）与失序，联准会在金融海啸后祭出非传统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大量释出流动性，不但成功地让经济衰退期缩减至18个月（2008年1月至2009年6月)，也让资金取得变得容易，经济更不易因资产泡沫破灭而出现景气下行的风险，间接拉长了景气循环扩张期。

问题是，就像森林火灾为大自然生态的一部分，景气衰退本就是资本主义运作下的一种自然现象，也是长期经济发展的必要匡正过程。适度的森林火灾清除了既存的僵固格局，景气衰退也提供人们除弊与创新的机会。但如今，全球跟随着美国脚步，採行宽松货币政策释出大量流动性、压低利率，固然缓和了景气的下行力道，却也创造出大量的僵尸企业，反而使资源错置的问题加重，导致经济长期成长力道减弱，更遑论货币宽松等同间接鼓励民间从事过多无效率的风险投资，正不停地吹大全球债务泡沫。以美国为例，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比已由1985年35％，暴增至2018年46％的历史高点。

其实，各国政策制定者实不应将景气衰退视为经济成长过程中的威胁，正常的景气循环能确保小病不致于恶化成重症，亦即让经济“适当”衰退而非“完全”避免衰退，才是正确的施政作法。但令人担忧的是，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竟仍屡次疾呼联准会降息救经济，无视目前这波景气有部分是人为“做成的”，并非是自然“长成的”，若其再刻意干扰经济的正常运行，只会得到贫富差距不断恶化的后果。

换言之，在经济长期扩张声中，当前的荣景不过是在政策推升下“插管续命”罢了，绝非川普所说的“丽质天生”。再加上年初以来总是陷入骑虎难下的联准会，几近完全被市场情绪所“绑架”，难以完全发挥应有的理性作为。美国当前创纪录的经济扩张期，只怕不见得是好事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