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特赦》剧照。（档案照）

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继四年前为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而专门实施的特赦，又回到公众的视野之中。这次特赦，除了依旧赦免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等有关服役罪犯外，还有其他九类罪犯都在赦免之列。

中国既往的赦免历程，包括回归中国已经有22年时间的香港，关于涉及赦免的往事，有三部特色电影对追述“特赦”事件起到很好的展示和宣介，也对我们就特赦成效的期待，更具有画面感和感性认知。

中国电视连续剧《最高特赦》：这是以新中国成立之初，在西南“剿匪”中捕获的美貌女匪为原型的一部连续剧。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蒋介石政权有意组织和国民党散兵游勇聚集为匪，土匪数量激增，达到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最多时曾达到200多万人。土匪武装大搞暗杀恐怖活动，袭击新政权机关，杀害军政人员和进步群众，抢劫财物、强奸妇女、放火投毒，扰乱社会秩序。

时任中共西南军区参谋长的李达亲临黔南指导剿匪，得悉布依族女匪首程幺妹被俘，部下对其处理有不同意见时，将情况呈报毛泽东，并说：“主席，这个女匪首，下面有的要杀，有的要放。”毛泽东用肯定的语气说：“不能杀！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陈大嫂，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

程幺妹经毛泽东特赦后感恩戴德，立志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几番上山与残余匪帮谈判促其下山投诚，又带领解放军上山搜剿负隅顽抗的土匪，终于使贵州黔东南一带的土匪被完全剿灭，立功赎罪获得新生。

中国电影《特赦》：这是个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反映中国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40多名在押囚犯因在大地震中英勇救人而得到国家特赦的事迹。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震中裂度高达11度，整个城市夷为平地，造成24万2000多人死亡，16万4000多人重伤，7200多个家庭全家罹难，4204人成为孤儿。地震发生时，60万人被埋在废墟下。24小时之内，幸存下来和赶来救援的人凭双手救活了30多万人。

当时唐山监狱关押着300多名犯人，震后幸存下来的200多名犯人组成一支特殊救援队伍，在震后24小奋不顾身、舍己救人，共救活了112个人，并且救援后全部归队，无一逃逸。

香港电影《金钱帝国》：这是以1963年至1973年间发生的关于香港警察的故事为原型的电影。当时，整个香港警界陷入金钱腐败之中，贪腐受贿金额合今天币值的5000亿之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警察贪污成风，仅收取“黄赌毒”的贿赂，每年就达数十亿港元。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廉政公署成立10个月，接到有关贪污的投诉5958宗，涉及大量警员。1977年9月，廉署对尖沙咀警署重手出击，不到一个月就逮捕了260余人，其中高级警务人员22人，几乎将该警署一锅端了。逮捕行动从尖沙咀开始，向周边警署扩散。众多警察意识到，廉政公署不仅断他们的财路，还威胁他们的人身安全。

1977年10月28日，数千警察到湾仔警察总部请愿。游行至廉署执行处总部，近百名警察闯入闹事，拆下廉署招牌，砸毁廉署大门，围殴五名外籍廉署官员，一些警察要求撤消廉政公署。为尽快平息风波，时任港督麦理浩被迫于11月5日深夜发表紧急特赦令，宣布除非涉及非常严重的罪行或已经展开调查的案件，对警员在1977年1月1日前所犯贪污罪行不予追究。

港督特赦令颁布之初有民众反对，有些警察也得寸进尺，要求将廉署并入警务系统。港英政府的做法是立即通过《警察条例》修正案，规定任何警员如果拒绝执行命令，将被立即开除且不得上诉。这样一来，闹事的警察只能偃旗息鼓，不再发声；而当初反对特赦警察的香港民众也发现，这项既往不咎的措施实施后确实有效，于是也不再坚持己见：赦免个别警察的“原罪”，换来动荡平息和社会稳定，也使得那些涉事警察有了“重新做人”的愿望。正因如此，在后来的岁月里，廉政公署发挥了重大作用，香港成为全世界最廉洁的地区之一。

特赦贪官或毁反腐成果

有了既往的上述经历，在最近香港“修例”风波中，大批香港市民冒雨走上街头，举行“撑警察”和平集会，包括梁家辉、谭咏麟、钟镇涛等香港艺人也到场参加“撑警察、保法治、护安宁”和平集会，认为“反修例事件”中有人颠倒黑白，示威者发起堵路等行为已超越底线，而警察保护市民、维持秩序，却受尽侮辱，所以要支持警察。这是当年事件后所演绎的“浪子回头金不换”，也就是当今的香港警察早已树立起秉公执法的形象，这也是延续上述的后话。

三部影视作品各有特色，但都是以真实事件改编而成，一则是关于中共最高领导人“特赦”个别罪犯的事情，一则是大陆的群体罪犯在特定情况下自我救赎的过程，和美国影片《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前者是法定的“特赦”，后者是被诬陷后的自我救赎；而《金钱帝国》更是表达被“特赦”前，集体应当“被救赎”的现实映照，也就是当年港英当局为了换取香港治安的稳定和大力推进“廉署”治下的成效，而作出的权宜之计。

正因为上述有关“特赦”的表示形式中，有当年港英地区、如今香港特区“既往不咎”的先例，所以当下一些中国大陆学者，也对以“特赦贪官”换取公开个人财产制度的设立，并且从上述事例和个人“理论”上提出了建议。但是，“橘在江南以为橘，在江北以为枳”，对那些呼吁“借鉴香港成功案例”的人而言，必须明确的是，当初特赦警察，是在廉署成立伊始，后续工作尚不能有效跟进时的过渡性安排，或者说以退为进。在香港已经回归中国22年的今天，包括警察在内的公职人员及其他社会人士，一旦面对涉嫌贪腐的指控，均须接受廉署调查的制度性建设已经相当完备，不会再发生以前的情况，再以辱警方式表达诉求，当然是悖理的事情。

不仅如此，由上述反观中国大陆的贪腐已经成为沉疴宿疾，并且需要刮骨疗毒的当下，对正在推进“诚信建设”的社会变革而言，如此“借鉴”必将使得征信系统的建设遭受重大打击。尤其值得说明的是，在强调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方式强力推进反腐运动的当下，赦免贪官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如果真的这样做，不仅此前的反腐成果毁于一旦，而且用这种方式继续推进反腐，无异于饮鸩止渴。

198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图图大主教，在曼德拉当选南非总统后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特赦制度的设立，体现了慎刑恤囚、明刑弼教，也将带来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成效。当然，就特赦的制度设计而言，不过是体现刚柔相济的一个怀柔之策，最主要的还是对特赦对象在获得特赦之前，就加强法律的权威，使其免于“获得特赦”的境地，就像卢梭名言所述的：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诚如所言，如果“在公民的内心里”的法律得以很好地实施，何来需要特赦？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