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这一公开信对特朗普行政当局的对华政策影响极为有限。

其一，大部分公开信联署成员都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老一辈学者，这一代学人本身就对中国、中国文化具有同情和包容的特质，所以在情感上更容易理解中国、采取亲华立场，而这一立场在今天的美国已经难称主流。纵观全部100人的联署名单，真正可以称得上中青年的学者寥寥无几，50岁以下的联署成员只有数人（最年轻的Graham Webster于2010年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公开信发起人中，芮效俭84岁高龄，傅高义88岁高龄，史文68岁，董云裳年近60岁，只有傅泰林小于50岁。大部分联署成员已经失去了对执政者的影响力。

联署名单的年龄结构反映了美国学界、政策界、商界对华立场态度的代际分布：当前的中生代中国专家和学者对华立场态度更为鹰派，而这些人恰恰是在政府内外为官员决策提供建议的关键人。另一种可能是，中生代学者担忧职业前途、拒绝在这一公开信上联署，但这也正反映了当前“反华”情绪成为美国主流，已经造成了学界的自我审查。

其二，公开信指出，“对华采取敌视态度将削弱中国国内更温和、务实、合作的官员和领袖的影响力，反而为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赋能。”但是，在当前的美国政策制定界，主流的意见恰恰认为，美国应该停止尝试给中国的改革者“赋能”，对中国唯一有效的策略就是施压——因为过去数十年的“赋能”的尝试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在经济层面，美国已经形成了新的对华共识。虽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依存度很高，但是美国的建制派经济政策制定者普遍认为，通过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促使中国向美国主导的自由民主的政治秩序靠拢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命题。相反，美国更担忧中国的发展经验会给世界提供另一个更具吸引力的经济和政治治理结构的参考，这对于美国继续维护自身的霸主地位是无益的。“尼克松主义”已经不再适用于今天的中国了。

更重要的是，现在掌握话语权的政策制定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军事崛起、经济扩张和国际影响力增长给美国带来的威胁，远远超过中美两国具体领域合作能为美国带来的利益。

其三，联署公开信的是在美国功成名就、著作等身的学者、专家，而特朗普政府恰恰处于“专家真空”——其中国政策本身并不是由一个长期观察、研究中国的学者团队制定，而是由一个更偏向实操、更偏向应激的团队根据情况随机应变。这意味着其中国政策制定的底层逻辑和这封公开信本身就是背道而驰的。

其四，公开信一再强调政策，而特朗普政府与前任美国政府最大的不同，就是其不受政策负担的约束。其在竞选过程中已经自绝于美国的企业界建制派，因而不用担心因为对华加征惩罚性关税等对美国企业有较大影响的政策措施会伤及自身的政治实力。其“美国优先”和反全球化的政策主张意味着，气候变化等问题并非特朗普的政策优先项，因此特朗普没有意愿在这些领域寻求与中国合作。特朗普撕毁伊核问题全面协议、鼓吹印太战略等少边策略，也昭示其放弃多边框架的企图。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无意维护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这使得中美之间事实上变成了零和博弈，只有极少数有限的结构性框架可以制约中美矛盾。

对于现在真正能够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学者和官员而言，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眼中的中美关系本质是战略竞争（strategic competition）。他们视中国为修正主义强国（revisionist power），认为中国的根本目标是削弱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在这种语境下，中美之间可能有非常有限的合作空间，但任何认为这些合作空间能够超越中美关系战略竞争本质的想法都是幼稚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认识到，虽然中美并没有进入传统意义上冷战，但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十字路口——中美之间的地缘竞争正在取代两国过去四十年的合作基础、成为中美关系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主旋律。美国的政治和商业建制派已经基本达成了“过去对华采取的接触模式是失败的”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共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更好的中美关系进行政治和商业游说的氛围荡然无存。在美国政策建制派集体转向的大背景下，美国的商业精英们亦不能为中美的政经冲突提供此前一直存在的重要缓冲。

后接触时代的中美关系，已经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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