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博砚

长荣空服员罢工进入第12天了。据媒体报导，有部分空服员已经试图取回个人证件，回到工作岗位了，但同时，缴交证件给工会、参与罢工的人数已突破2,300人，显见这次罢工趋向僵持。

不同于三年前的华航空服员罢工，及今年的华航机师罢工，这是第一次发生在民营公司的罢工行动。此外，相较于华航，工会与公司协商的过程中，长荣公司的态度明显更为强硬。

工会诉求劳工董事违法吗？

这次罢工的焦点之一是设置劳工董事，《国营事业管理法》第35条规定，国营事业的公股董事应该要有工会推荐的代表，因此大多数国营公司都有设置劳工董事。华航在上次罢工抗争前，也已设有劳工董事，所以这并非上次罢工的重点议题。

但是对于私人企业而言，设置劳工董事意味着让劳工参与公司决策的过程，在一般私人公司中甚难想像。何况长荣被外界称为保守型家族企业，更容不下任何外人进入董事会。

长荣资方与劳方对于设置劳工董事的立场不同，这要从罢工程序谈起。而依据现行的《劳资争议事件处理法》，罢工其实有很严格的条件。

首先，罢工的原因，必须要是针对劳动条件的“调整事项”。也就是说，如果争议是来自于法令、团体协约等文件赋予劳工的权利，是不能罢工的。因为这些是资方依法要给劳方的待遇，保障这些条件是行政机关的责任，若不遵守，当然就会有行政上的处罚。

而长荣资方认为劳方争取劳工董事与劳动条件无关，所以不应是罢工的原因。显然长荣认为，劳动条件只能是传统认定的工资、工时等，对此，多位劳动法学者均否认长荣的看法，也在日前立委质询劳动部长许铭春时，受部长肯认“合法” 。

设置劳工董事这项诉求强调的是劳工（工会）参与公司经营运作、企业治理民主化，希望公司在经营方针、管理措施上可以兼顾劳工利益。虽然现行法没有规定，但也没有禁止。而公司之所以无法担保劳工董事的产生，是因为公司的董事都是选任的，所以除非有大股东支持，否则很难有劳工董事的选任；除非公司与工会签订团体协约，让“公司推动劳工董事设置”成为团体协约的内容。

接下来，罢工程序必须先经过调解，调解不成后，才交由工会会员投票，工会必须以直接、无记名的方式投票，且经全体会员过半数同意，才可以罢工。因此，一个劳资争议的争执，从最一开始到实际罢工，需耗时许久。

工会组织率低，台湾人对合法罢工无感

事实上，有些职业是不能罢工的，或是必须先由劳资双方约定“必要服务条款”才能罢工，例如医院员工等。不过如果以德国的角度来说，这个必要服务提供的“服务”，在习惯享受便利服务的台湾人眼中，一定很不便利。

另外，台湾工会的组织率甚低，仅有百分之十五的劳工加入企业工会，乃至职业工会大多只有办理劳健保的功能。这些数据都反映出，台湾劳工对于“利用法律规定去争取权利”仍没有概念，或是无感。

整体来说，罢工在台湾非常少见，所以我们看到的罢工新闻多是国外新闻，例如有些欧洲公司，一年可能就罢工了数次。但对台湾人来说，罢工就是一个难以想像的事情，我们的忍耐度非常高，总是要到达一个临界点，才有可能爆发。

所以，这些积极参与罢工的劳工，即使在心理层面承担了很大的压力，也愿意冒着被清算的危险选择罢工，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采取较激烈的手段，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台湾劳资关系不对等，罢工是劳方对抗资方的手段

在上次华航机师罢工就被提讨论的罢工预告期，在这次也重出江湖了。其实早在一个多月前，工会即依据法律通过投票，这意味着着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罢工，此作法不就是预告吗？长荣公司在此之后，除了持续谈判之外，是否有提早准备好罢工的人力调度、旅客处理等问题？这点其实也应该要深入检讨。

罢工确实对民众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如果罢工的行业是公共服务业，预告可以降低影响，但是预告同时也会减低罢工对资方的冲击，甚至会造成工会或会员的压力，所以制度的选择就必须非常慎重。

以年初的机师工会罢工为例，如果机师在一月预告大年初一、初二罢工，即使已经预告了，大家还是出不了国，甚至浪费一个春节假期，民众会愿意接受吗？如同上面所说的，台湾劳工对于争取权益一事仍是无知或无感的，长期下来，在劳资关系上，资方的地位依然远高于劳方。罢工权等劳动三权，就是法律赋予劳工用来对抗资方的手段，也是国家设置来平衡劳资关系的方法。

所以，如果我们还要规定更严格的罢工条件，必然会使这个劳资关系更失衡，政府也会需要花更多力气去维护劳方权利，否则，这些为公共利益牺牲的劳工，得不到任何权利保障。

长荣航空公司虽然是一个家族型企业，但其实早已上市，有非张家的股东。然而台湾长期以来的公司法制，在实务上仍无法落实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要求，这也是这次罢工难以解决的根本问题之一。

来源：《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