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铎：在中国，“地名”这项相当于空间身份证的工作，长期被忽视，导致治理缺乏一种系统和现代化的思维。

6月11日，海南省民政厅发布“不规范地名清单”公示，主抓洋地名整改。接着，合法注册了商标的维也纳酒店发表抗议声明，这使目前在中国自上而下举国而动的地名整治行动引起了舆论关注。温州欧洲城改为矮凳桥，曼哈顿小区改回曼哈屯，还引发了是不是应该把纽约改“新乡”、第五大街改“五道口”、珍珠港改“蚌埠”、凤凰城改“宝鸡”等各种戏言。

这次声势浩大的地名清理运动，源于2018年底中国民政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的通知》，要求各地在2019年3月前需完成摸底排查，对居民区、大型建筑物和道路、街巷等地名中存在的“大、洋、怪、重”等不规范地名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处理。

一

中国地名问题远不止这些，单挑这四种，而且是全国统一动作，潜藏的可能原因是：某个报告被领导重视，指示要治洋名、怪名，去重去大，随后各级政府进入治理程序。但问题是，整治有从“行动”变“运动”的迹象。尤其海南出现争议后，地方政府仍强调针对“洋化”，且有要求“文化自信”的言论，浮现民族主义和运动式治理思维，使舆论担忧中国会不会进一步走向封闭和保守化。

地方和民间的暧昧和戏剧化反应，消解了本可进行更多专业讨论的空间。诸如：整治依据是什么？电子地图上各种涉及商家店名和招牌的身份识别到底是不是地名？凭什么要求酒店改掉已合法注册的名字？地名办的管理边界在哪里？

如果把事件放到整个城市问题中来看，“治洋”确实有其合理性。中国城市和建筑的洋化问题，近年已成为欧美学界中国城市研究的小热潮。欧美学者对中国为何如此钟情于诸如泰晤士小镇、苏黎士小镇、威尼斯花园这样的名字，以及欧美几百年前的各种建筑形式，很感兴趣。

不同的研究有一些基本共识：在政府推动的城市化进程中，资本主导的楼盘在建筑和命名上的洋化，已是社会现象。洋化楼盘或小区，英文一般称xenophilic copycat community，有洋化和盲目模仿两层含义。洋化还造成每个地点的历史记忆消失，而中国农村地区的农民住宅追求洋化，也形成了一种不洋不土的奇特审美。

也有学者认为，城市洋楼盘问题是“资本”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有意识地迎合和推动的。澎湃“市政厅”栏目发表的《“洋化楼盘”的资本逻辑》一文中，提到了“场所仿真”和“炫耀性消费”两个基本理论。场所仿真是刻意复制它处，让居民生活在该仿真环境中，为其提供一种替代体验。炫耀性消费则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消费者炫耀性消费心理的突出体现。作为房地产开发商，使用哪种名字是充分计算回报的。该文引用的研究显示，洋化对于楼盘价格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当然，洋名和洋化并不是中国的独特现象。从英法两大帝国在全世界殖民开始，城市规划系统、建筑系统已经成为各个西方大国体现文明和文化先进性的设计语言和工具。殖民时代后的全球化时代，洋化既是全球化建筑、房地产和酒店公司的营生工具，也成为全世界富人和中产阶级的品味追求和品位区隔。

二

洋名和洋化问题，资本的推动是一方面，中国建筑与规划领域从哲学美学到施工应用整个链条中缺乏一套有自身文化的、既开放又独立的现代化语言和技术，则是另一方面。更重要却被忽略的原因是，“地名”这项是国土和国家空间识别和组织的根本、相当于空间身份证的工作，长期被忽视，导致治理缺乏一种系统和现代化的管理思维。

追溯中国地名管理体制，大陆从1950年代末开始研究地名标准化，但真正开始变为一项体制，开始于1977年成立的中国地名委员会。接着有1986年的《地名管理条例》和1996年的条例细则，还有1990年的一个进一步加强地名管理工作的通知，以及各地方政府制定的针对本地区的地方管理规定。负责地名管理的国家级机构的历史分属也体现了工作的交叉性：1977年地名委成立时是由国家测绘总局代管，1982年移交到当时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1987年划归到民政部，延续至今。

总的特征是，管理是依规不是依法，“规”以防出问题为主而没有建立“范”，没有现代科学治理理念，且把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交给了在权力系统相对属于清水衙门的不重要部门，使这项工作成了相对没有存在感、谁也管不好的工作。地名委虽然名义上是由各个系统派代表组成，但在地方运作时，实际上变为民政部门办事机构，对比与城建相关的强势部门，相对地没有实际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