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来看，资本主义从开始到今天具有同样的本质，即谋利。或者说，谋利是资本主义的常态，这也被视为人类经济进步的动力。不过，资本主义在为人类创造巨量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人类极端的不平等。英国作家狄更斯和法国作家雨果描述了资本主义所创造的“苦难世界”，而马克思则从理论上分析了那个时代的原始资本主义状况。很容易理解，资本主义导致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之间的一场较量。

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两个分支。一支为苏俄革命，发生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制是人类苦难的根源，因此社会正义要从消灭私有制开始。苏俄革命者希望通过俄国与资本主义的链条脱钩，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另一支为西欧的道路，发生在比较发达的国家，这一支试图通过社会福利政策来保障劳工的利益。一战和二战期间又形成了凯恩斯主义，开始强调政府的经济角色，来弥补市场的失败。在1970年代之前凯恩斯主义功不可没，造就了西方全面的福利社会。不过，如上所说，因为过度强调政府的作用也产生了自身的问题。

对凯恩斯主义的反动，新自由主义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市场原教旨主义。正如马克思时代的原始资本主义引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很容易理解市场原教旨主义为什么会触发新一波社会革命。

民主对资本无能为力

当代西方社会革命向何处去呢？无论政界还是学界，人们对社会革命的目标并不明确，而各国政府也没有解决引发社会革命问题的有效方案。美国奥巴马政府期间有走向欧洲版社会主义的趋势，主要是想通过增加底层民众的福利，表现在其医疗改革上。但在金融领域，奥巴马政府需要金融资本来创造财富，因此政府仍然服务于金融资本，放松在这个领域的管制。特朗普政府可说是对奥巴马的反动。尽管特朗普通过民粹主义运动而上台，但他仍然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没有人会相信，特朗普的政策能够解决美国问题；相反，包括种族在内的诸多问题会恶化，造成更大的内部问题。在欧洲，福利社会已经高度制度化，很难动摇，只能继续走福利主义路线。在较小和发达的北欧国家，新版本的福利主义已经浮上台面，即普遍工资制度。但较大的国家如法国、德国和英国则面临巨大困局，一方面昂贵的福利难以为继，但如法国黄背心运动所示，削减福利或损坏福利的政策又不得人心。

在越来越强大的资本面前，西方民主显得无能为力。资本对自己的力量运用自如，控制选举，操纵媒体舆论，甚至走上政治舞台亲自执政。社交媒体的出现和广泛使用，从表面上看赋权平民，使得一些“政治局外人”有了执掌政权的可能性。但实际上又怎样呢？一些局外人从反建制开始，一旦进入建制，就成为建制的一部分，继续为建制服务；而另外一些局外人执政之后依然是“局外人”，在强大的资本和建制面前显得软弱不堪，他们可以轰轰烈烈地上台掌权，但避免不了无奈地下台。

政治和经济所造成的分离状态可说是西方的理想。西方从中世纪的宗教专制和近代君主专制到近代民主的转型，资本是主体，没有资本的力量，很难看到现代西方民主。但资本也为自己构画了一个牢不可破的神话，即经济力量对政治力量所构成的制衡是西方民主的基础。在近代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或许是这样，但今天的情况则已经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民主对资本无能为力。毋庸置疑，资本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这是所有西方国家的一个巨大政治挑战。

不仅如此，西方国家内部的巨变还可能演变成国家之间的冲突。一战、二战就是这样的情况，当时内部的民粹主义运动很容易就转变成为外部的民族主义运动，而民族主义运动则往往导致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近代世界秩序是西方建立的，迄今为止，这个秩序的变化也和西方国家内部的变化密不可分。可以预见，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革命也必然反映在世界秩序的变化上。因此，西方正在经历的社会革命也必然是对全世界的严峻挑战。对此，人们绝不可掉以轻心。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