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俄罗斯作为大国的再度归来，那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故事。如今人们大多已经忘记了，在90年代初，当时莫斯科的领导人是很希望自己的国家能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的，是很希望俄罗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国家的，甚至是很希望自己能成为西方某种意义上的盟友的。在前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里，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这位外交部长还对美国在1990年发动的海湾战争表达了支持。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联邦的首位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Andrei Kozyrev）甚至是一个更加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和西方人权理念的支持者。

谁应该为我们失去俄罗斯负责？就这个话题我完全可以单独再写一篇文章。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华盛顿对莫斯科表达了一些尊重、给了它某种身份（比如将G7扩大为G8），但华盛顿从未认真看待俄罗斯的安全关切。美国疯狂地推进北约东扩，把像波兰这样在历史上深受俄罗斯威胁、严重缺乏安全感的国家纳入北约的确有些道理，然而北约东扩的推进的确是欠缺考虑的，美国并没有认真对待俄罗斯的安全关切，如今甚至马其顿也已经加入了北约。

今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西方的强势态度似乎让我们觉得针对俄罗斯采取任何措施都算不得太过分。不过，我们应该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力量促成了推行强势对外政策的普京的崛起？毫无疑问，这股力量大多来自俄罗斯国内。不过当我们把美国对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纳入考虑，这股力量显然是带有一定的复仇主义色彩的。

美国在“单极时刻”所犯下的最为严重的错误（无论在对俄政策方面还是在更加广泛的对外事务上），就是美国突然对外面的世界不再感兴趣了。苏联解体之后，很多美国人都觉得该收收心在家里好好过日子了，而且他们真地这样做了。

冷战时期，美国曾对中美洲、东南亚、台湾海峡甚至安哥拉和纳米比亚的事务十分关注。然而到了9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对全世界失去了兴趣。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国际新闻内容从1988年的1013分钟下降到了1996年的327分钟。

在小布什时期，无论在白宫还是国会，人们对与俄罗斯加强接触或对其加以改造的话题都缺乏胃口，他们对推出新版“马歇尔计划”也毫无兴趣。即便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国外发生经济危机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也只能仓促应对，他们知道国会不会为了救援墨西哥、泰国或印尼批准任何拨款。不过他们还是对那些陷入危机的国家提供了建议，他们在那些建议里丝毫没有提到美国会如何拨款援助，他们只是从远处向那些国家送上了祝福，其表现完全不像一个有担当的超级大国的样子。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希望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这个世界。到了上世纪90年代，美国距离这个目标的实现比此前任何时期都要接近。当时全球各国都在向美国模式靠拢。在世界秩序的演化历史上，海湾战争的爆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场范围有限的战争获得了诸多大国的支持，在国际法层面也无可指摘，而且这场战争还为各国确立了一套行为规范。可是在所有这些积极因素汇聚在一起时，美国却突然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在90年代的确还有意重塑这个世界，但他们希望能以较低的成本、简化的手段进行操作。他们实际上已经没有政治资本或政治资源对这个世界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重塑了。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华盛顿在对其他国家提供建议时给出的总是万年不变的同一套方案——休克疗法和快速民主化。那些见效缓慢、过程复杂的方案对美国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然而西方自身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却的确是缓慢而复杂的。

在911事件发生前，每当遭遇挑战时，美国大多数时候采取的都是经济制裁或空中精确打击等远距离攻击的战术。政治学者埃略特·科恩（Eliot Cohen）认为上述两种手段与现代人追逐爱情的方式之间有某种相似之处：在使自己获得愉悦的同时，却不愿做出任何承诺。

美国在重塑世界时缺乏承担压力和付出代价的意愿，但这并不影响美国政府对自身政策的官方表述。我曾在1998年的一期《纽约时报》杂志中指出，美国的对外政策“在表述时决意重塑世界，但在实际行动上，却是希望与现实和解”。结果，美国就变成了一个虚伪的霸权。美国对外政策的这种虚伪性一直延续至今。

最后一击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美国的外交政策遭到进一步掏空。特朗普与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有些相似，杰克逊总统就对美国以外的世界缺乏兴趣，而且他觉得似乎全世界都在算计美国。特朗普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贸易保护主义者，甚至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执意要一切“以美国为优先”。然而事实上，正是特朗普在放弃美国已经占领的阵地。

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从TPP谈判中抽身离去，美国不再认为与亚洲建立密切关系有什么必要；对于已经有70年历史的美欧关系，特朗普政府也不再重视；至于拉丁美洲，它在特朗普眼中要么意味着非法移民问题，要么意味着佛罗里达州的选票；在中东事务方面，特朗普已经把决策工作转包给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甚至加拿大人也已经开始疏远美国，一位美国总统能做到这一点也是很不容易了。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最大特点就是让美国在一切领域缺席。当然例外也是有的，比如说自恋的特朗普就曾希望借助实现美朝和解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当英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的确存在一些结构性因素导致其霸权遭到侵蚀，德国、美国和苏联都是在那时崛起的。然而大英帝国时代的落幕也与其傲慢自大的心态和国力的过度使用有关。1900年，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都在大英帝国的统治之下。当时一些主要的英殖民地仅提出了“自治领地位”或“地方自治权”的要求。如果英国当时能满足各殖民地的要求给予它们相应的地位，也许英国的帝国时代还能再延续几十年。然而英国并没有那样做，它过于看重自己狭隘、自私的利益，大英帝国在宏观层面上更大的利益却被忽视了。

美国的情况与英国有些相似。如果美国能在追求更高层面的利益和理想时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就还能维持数十年之久（也许影响力的表现形式会与过去有所不同）。一个自由主义霸权的生存法则是非常简单的：多一些自由主义，少一些霸权主义。然而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美国经常过于追求自身狭隘的利益，这使得盟友们开始疏远美国，而且敌人们的情绪还受到了鼓舞。

与英国的情况不同，今天的美国还没有破产，美国也不存在帝国过度扩张的问题。美国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美国所拥有的影响力仍然是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然而与过去30年相比，美国已经无法继续按照自己的意愿定义并主导国际体系。

不过美国还有自己的理念。一直以来，美国是一个很独特的霸权，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提出了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理想，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为此进行了具体的构思。美国通过构建全新的世界秩序拓展了自己的影响力。1945年，美国人心中的世界秩序（一些人称之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建设工程已经完成过半，然而很快前苏联就开始构建自己的世界。自由世界最终还是挨过了冷战，1991年之后，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接受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过去四分之三个世纪里，该秩序背后所蕴含的理念为人类创造了一个稳定而繁荣的世界。

如今的问题在于，随着美国地位的衰落，它所构建的国际体系（包括相应的各种规则、规范和价值观）是否还能继续维持下去呢？美国会见证自己的理念与自己的霸权一同走向终结吗？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19年7-8月号美国《外交事务》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