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

最近几日，香港发生了上百万人上街游行，反对引渡法修改。由此引出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如何解读这次大规模的抗争活动？我们是否可以从“改土归流”视角来重新理解香港与大陆的关系？我们是否可以用“改土归流”来理解香港回归20多年来后的变化，并把握香港未来的发展趋势？“改土归流”在香港可行吗？

当然，官方主流理论是“一国两制”，香港民主派人士及其激进学生所持有的理论是自由民主，香港的教学与研究通常使用西方主流的理论概念和范畴。不少香港学者并不了解，香港年轻人更不懂“改土归流”这个词的含义。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改土归流”的重新阐述会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

其中有些批评肯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不妨碍我们采纳一个全新的视角，通过对传统范畴进行重新解释，来进一步增进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困境的相互理解。这种相互理解目前至关重要，它是政治妥协的关键性条件之一。大陆与香港多增加一份相互理解，双方就向政治妥协迈进一步。

“改土归流”的视角

“改土归流”在中国政治文明史中占据了关键地位。中华文明的发展史，是一个通过“改土归流”使核心圈向边缘地区扩展的历史， 一个同心圆扩张的历史。“改土归流”是用中央委任的“文官制”来取代血缘继承的“土司制”，用儒学文化和教育来同化本土文化并加强核心和边缘地区的联系。

20多年来，这个中国文化的整合模式，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大陆和香港的现状。“改土归流”构成“一国两制”运行的背景文化，一种政治文化基因。 我们可以在香港社会中观察到“改土归流”的各种特征，它们对香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如果我们把握“改土归流”的实质性涵义，即大一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整合和一体化，我们就会发现，当代香港具有许多如下新的“改土归流”机制：中国在香港的驻军确保了“归流”的军事基础；中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的五次释法，确保法律体系多元化中的一元性；中国经济崛起，特别是最近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使香港和内地的经济互为一体；在社会层面，中国大陆控制每天150人进港名额，近20多年来，大陆移民数可达到100万。大陆移民进一步加快所谓的“大陆化”；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展党员，使之成为香港政治和文化体系中的一个要素，在政治整合中起关键性作用。

从“改土归流”的角度可以理解大陆对直选的抵制和反对。“直选”根本不在传统的“改土归流”的范畴之中。中国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普通话，都可以视为“改土归流”的内在要求。“改土归流”始终都强调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整合。信奉“改土归流”的人，始终都对民主自治持怀疑态度，并相信新版本的“改土归流”才有可能加速一体化的过程。

本土运动对“改土归流”的抵制

2015年，为期79天的占中运动宣告“结束”了，特区领导并没有使用1989年的流血手段，终止了占中运动。但是，2016年9月4日的选举，却带来一个“奇迹”：六个没有政治经验的年轻人如罗冠聪、朱凯迪等，被选为立法委员。香港回归20年时，香港各大高校的许多学生，都张贴出了要求独立的标语。

在香港回归祖国怀抱后生长的年轻一代，却要求香港的独立。这种独立要求是对回归20年的最大讽刺。不少香港年轻人的政治认同并不随着主权回归而认同大陆的政治制度。相反，一些香港人认为，香港的殖民历史及其政治制度，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政治文明，甚至一个独特的“民族”或“族群”。20多年的“改土归流”与这种香港特有的政治文明存在着深刻的对立和冲突。

当香港人看不到民选特区首长的希望，面临不断深化的“改土归流”，特别是大陆化时，不少人感到失望和沮丧。一些年轻人喊出“港独”的口号，这是一种集体性的逆反心态，甚至有不计成败的天真的政治浪漫主义。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中国近20年“改土归流”的反抗和抵制。

在“港独”背后是港人要求自主自治的强烈愿望：不建立主权国家，但反对香港的大陆化，要求保留香港的文化和生活方式。2019年6月反对引渡法修改的大游行是香港本土运动的深动体现：捍卫香港法律的自主性，不希望香港沦为内地的一个城市。

“改土归流”背后的价值冲突

在香港本土运动中，港人期望大陆新移民会被同化，融入香港社会，成为香港的一个部分。相反，北京政府期望香港能彻底融入中国社会，成为中国政治文明中的一部分，成为中国人中的香港人。这两种期望在实践中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引起了更深层次的冲突。

“改土归流”作为传统的大一统政治理念是与现代民主自治的理念相冲突的。“改土归流”信奉中国单一行政制，中央委任地方长官制；相反，不少香港人要求普选，信奉民主自治的价值。这是传统大一统中华政治文明发展模式和当代民主自治之间的矛盾。

“港独”提出后，一些香港年轻学生认为，必须独立，民主才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们在中国既有的政治框架内看不到任何民主化的希望。相反，对北京领导人来说，必须先有一个国家，才能谈两制。因此，在捍卫主权的思路下，中国遵循一个历史规律：当主权受到威胁时，中国宁愿牺牲民主，也要首先捍卫主权的统一。当一些香港学生提倡港独，并用言论自由来捍卫表达独立的权利时，他们忘掉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中国每次都是以牺牲自由和民主为代价，来捍卫主权统一的。

“改土归流”可行吗？

“港独”思潮的产生和发展，进一步加快了中国推进“改土归流”政策的脚步。2017年是香港历史上的转折点：反港独成为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一个高于民主的主权问题。香港回归20多年之后，中央有了新调子和新方向：国家统一的问题和反对港独的问题。为此必须进一步加深“改土归流”的进程。2019年修改引渡法是进一步从法律上来加快“改土归流”的进程，由此激发了一场大规模反引渡法的本土抗争运动。

“改土归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目前香港问题的困境：新的“改土归流”机制和中国新式“改土归流”的意愿和能力。可是，“改土归流”在当代条件下可行吗？在香港推行委任制是不可能的。香港没有“土官”，说不上变成“流官”。到目前为止，香港特首都由香港本土人来担任，而非像“改土归流”那样，由外地人来担任。

传统的“改土归流”依靠儒学及其科举制度。儒学是把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社群都整合起来的精神力量；科举制度是“改土归流”得以成功的核心措施。这些条件在当代却并不存在。今天，香港人，包括大陆新移民，都认为香港文化是一种中西混合的先进文化，用当代的马列主义来改造之行不通。香港大学一般而言都比大陆高校更有优势，大陆学生会选择前往香港进行深造，而不像明清时士人前往京城读书做官。

此外，即使有一些香港学生来到大陆读书，他们也无法通过考试在内地获得政府职位。虽然香港是新儒学的发源地，但是最近十几年间，新儒学在大陆迅速发展，而在香港却日渐式微。即使像陈祖为那样新儒学的后继者，他们通常用英文写作来阐释新儒学。这种英文化的儒学无法成为文化整合的载体和力量。

对新版本的“改土归流”的最大挑战在于，是否能够真正落实一国两制，满足香港人直选特首的愿望。在现代条件下，坚持自治，发挥特区议会的整合作用，在宪政设计中确保地方的自主权，是中国“改土归流”学派必须考虑的事情。

与其把香港问题的困境理解为外国势力的干预，倒不如把它当做解决文明价值冲突的一个试验地。也许我们不能消除上述两种文明价值之间的冲突，但是我们至少可以通过促进相互理解来削弱这种冲突，并通过宪政制度的设计来同时满足地方民主自治和中央统一集权的需要。

印度宪政体系的设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向：地方有选出州首脑的权力，但是中央对地方选出的首脑有否决权，有撤销地方议会的权力。这是中央与地方权力平衡的机制。也许，这种基于政治妥协的权力平衡机制，才可以大大加深香港和大陆政治整合的广度和深度。

作者是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关系首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