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登及

列宁曾经说过，“最坚强的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这个道理除了可以用在军事上，对国家安全与国际秩序而言，也一样如此。

最近1年多来，西方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界的主要关切，早已不限于美中贸易战导致的新冷战，更扩及战后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的前景。除了以米尔斯海默（J. Mearsheimer）为代表的纯物质主义派，认为自由国际秩序幻象已经破灭；及新保守主义式的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认为单边主义可以使霸业永固；其他慎重温和的观点都认为，现行西方秩序虽濒临解组，但强权们还未到“注定一战”的程度。但是如果大小国家只想火中取栗和取巧冒险，则必然使秩序的裂隙扩大，导致庇佑我们享有和平70年的秩序堡垒最终崩塌。

西方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创始者之一，奈伊（Joseph Nye）今年撰写的专文《美国霸权的兴衰》很有代表性。此文的副标题“从威尔逊到特朗普”，更令人怵然心惊。因为威尔逊总统在一战后提出自由主义者奉为圭臬的《十四点原则》至今正好100周年。从维也纳会议到巴黎和会，也大约是100年。如果穿插柏林会议、金山和会，则很少有大战后的和平秩序能维持超过70年。奈伊承认当前霸权秩序受到挑战的主要“外部”因素之一是中国崛起，但前所未见的内因却是美国从曲解威尔逊主义，到今天甚至掉进了“反威尔逊时刻”（Anti-Wilson Moment）。美国看待自己主持的秩序，言行发生这样大的裂隙，是70年来首见。

无独有偶，知名评论家札卡利亚（Fareed Zakaria）的《美国权力的自我崩坏》一文也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务》发表。他承认历史上没有永远的霸主，而且当前霸权秩序不是始于70年前，而只是从苏联解体起算，到小布希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其权威才登上高峰。

但如果只是恐怖主义这类外部裂隙，尚不足以颠覆秩序，华府内部一再违反“核心利益+战胜把握”双保险的鲍威尔原则，才最终使秩序的权威被挥霍殆尽。他痛陈霸权“两年前已死”，希望用言过其实，使国家从错误回头。

我们与其认为奈伊和札卡利亚是在追悼被特朗普政府抛弃的秩序原则，不如说他们是向既背离威尔逊崇高理想、又违反现实主义智慧的政权当道和主流民意发出警语。

以守势现实主义理论闻名的瓦特（Stephen Walt）展望后特朗普时期美国持盈保泰的大战略，也在4月刊文题为《结束傲慢，开启美式自制的新时代》。瓦特同意中国崛起是此刻美国霸权的重大挑战，但她既非唯一，美国的应对也不好。他也同样认为美国真正的麻烦出自内部，两大问题包括：第一、从柯林顿起不分党派连续4任总统造就的自由主义实践过度扩张，第二、自由价值与国内治理的衰败。

瓦特指出，自由主义扩张的傲慢异想导致华府无止境的“政权改造”行动，却逼使朝鲜、伊朗等对手核武化与极端化；治理衰败则表现为金融腐败造成的经济危机，以及被《经济学人》降级的美式民主，对外失去以身作则的信用。现在特朗普上台获益于他承诺要治理建制派的腐败并减少师老兵疲的海外干预，却又继续在东欧、中东、东亚与拉美各地全线行动，恐怕并不真的有别于柯林顿与奥巴马。

奈伊、札卡利亚与瓦特都是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研究重量级的名家。他们有不同的理论偏好，所见却殊途同归。美国霸权仍是西方国际秩序的支柱，强权崛起造成国际体系权力开始局部移转，却只是造成西方国际秩序变迁的外部裂隙，更不用说中国还未到达当年苏联理念与武力可以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地位。那么造成现行秩序濒临解组的另一更大间隙，其实早在冷战结束后初期就已经浮现，而且是从秩序的核心开始蔓延。

世人目前还可以庆幸，西方秩序堡垒内部还有众多警告“脱序”的政策吹哨者。身处秩序外部裂隙断层线上的台湾，如何有节制地在局部溶解的秩序板块间徐行，只能说和平靠智慧，安全靠自己了。

（作者为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