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专栏

美国社会很多精英提倡通过和中国进行经济战的方式来拖慢甚至遏制中国的发展。所以，不难理解，今天中美两国尽管进行着“贸易战”，但“贸易战”仅仅是一个名义而已，实际层面两国之间所进行的早已经大大超越了贸易范畴，包括商贸、投资、知识产权、技术等等方面，可说是已经拉开了要进行全面经济战的架势。

美国要对中国进行经济战，这使人想起了中国近代一些精英人物提倡要和西方列强进行“商战”的主张。其中，以清末的郑观应（1842-1921）最具典型和影响力。郑观应曾任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的总办，与洋务派关系密切。

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认为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是造成中国贫弱的主要原因，他们因而主张不但讲求武备，加强国防，以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兵战”，而且必须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而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主要体现在他1893年出版的代表作《盛世危言》中）则更近一步，认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在他看来，学习西方，仅依靠热衷于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远不如西方各国那样倾其全力去发展商务。为进行“商战”，中国就必须破除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抑末的传统成见。

他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段更为隐蔽，更为严重，更为危险。所谓“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捭可敝国无形”。他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郑观应所说的“商战”类似于重商主义，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光绪皇帝，而且影响了日后的几代政治和知识精英，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中国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赶超经济学”实际上也具有郑观应的影子。不管怎么说，学习、赶上和超越西方一直是这几代中国人的梦想，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列强任意欺负中国。

今天是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战

现在中国和西方的情况则倒了过来，是美国要和中国进行经济战。美国要和中国进行经济战的原因，自然和近代中国要和西方列强进行商战全然不同。今天的美国尽管经历着相对的衰落，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几乎在所有领域领先其他所有国家，同时美国更没有如近代中国那样面临强大的敌人。

美国的问题是内部的，内部问题解决不了就外化成为国际问题，贸易战只是其中一种“外化”行为。很显然，美国不仅在和中国打贸易战，而且也在和其他很多国家包括墨西哥和印度在打贸易战。美国希望通过外部经济（贸易）战来解决内部问题，尽管没有人相信美国这样做会成功。

当然，对美国来说，经济战并不是新鲜事情。美国在立国后不久就和当时先进国家的英国进行了一场“经济战”，即实行重商主义，发展和保护民族工业。美国只有在内部强大之后才进行开放政策，进入世界的。美国189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然后在一战期间开始全面介入世界事务，二战之后成为整个西方的领导，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之后成为唯一的霸权。

不过，在这个期间，美国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战，或者经济战。整个冷战期间，美苏冷战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战。美苏冷战尽管表面上看军事竞赛，但背后则是经济竞争。所以，也不难理解，苏联解体的原因并非外部和美国的军事竞赛，而是内部的滞涨和老百姓的不满。柏林墙是从内部倒塌的，而不是从外部推到的。

一旦当美国感觉到某一领域被（或者要被）其他国家所超越时，就会毫不留情地通过贸易战来精准打击和解决问题，甚至包括对自己的盟友例如德国、法国和日本。今天美国打压华为公司的手段和美国从前打压德国、法国和日本公司的手段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因为这些国家是美国的盟友，还可以在美国内部找到自己的朋友（例如美国国务院和军方），而今天的中国因为被美国视为“对手”，因此找不到内部同情者或者支持者。

贸易战是西方的概念，也是西方国家借以用来解决国与国之间贸易问题的传统手段。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展出类似的概念或者使用类似的方法。历史地看，在近代西方崛起之前，中国曾经是最发达的国家，为全世界各国输出了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产品。中国的四大发明流传到西方和世界各个角落，也从来没有今天那样的“知识产权”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