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愚：人一天天老去，只有在有情人眼里，我们彼此的衰朽才是可悲的：每一次相见，都让人感受生命的易碎和无常。

在被抽干意义的时代，一个人若不甘寂寞，于惊涛骇浪之际证明自己合乎主旋律的存在，他注定是卑贱的，或可称之为末世贱人。置身于奥威尔式的魔幻现实，受强权逼迫，不愿反抗或无法反抗，那就做一个看客罢。文革后期，对未来抱有期望的人皆拒绝助纣为虐，他们的政治姿态是“于无声处听惊雷”。

由权力制造的各种热闹，无一不是腐蚀心智、败坏心性的。

一腰粗膀圆的打手对饭桌上的人说：俺老板是跑马拉松的，一般人肯定比不上他，他总是会做成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

文化流氓，这个荒唐时代的获益者，他们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忌恨甚于“自干五”——因为他们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他们对洞悉自己秘密的人充满了敌意。

当一个政权为了维系统治而制造、调动人性中最邪恶的本能时，天然的人伦道德，后天的教育，以及貌似坚韧的文化传承，都将丧失应有之价值。在奸佞横行的时代里，一个保有正当价值观而不肯改变的人，恐怕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某些老小，其无礼、任性、喧闹，令人避之唯恐不及。二者若合体而出，可谓汪洋恣肆，世界都不够用了。

制度与人性之恶酿造的苦果，正由我们每一个人无奈而痛苦地吞咽。近乎崩溃的社会失序，造成性别紊乱、身份错位、性格畸变，你无法成为一个正直、诚实、勇敢的男儿，无法成为一个有人格尊严的公民，无法成为一个丈夫（因为配偶不可能成就你），无法成为一个父亲（因为孩子不可能成就你）。

时间无情，人一天天老去，只有在有情人眼里，我们彼此的衰朽才是可悲的：流逝，消失，每一次相见，都让人感受生命的易碎和无常。

无赖是天生的。一个无信义的政权也是与生俱来的。二者都不可相信，无论他们如何自我粉饰。

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切尔诺贝利的祭祷》一书里写道：核事故发生后，蜜蜂不见踪影，蚯蚓朝大地深处隐遁。灾难降临时，自命不凡的人类不如小生灵。

在热风里，身处亢奋不已的国度，我不免产生几分窒息感。如果只有闪电和暴雨能刺穿这昏沉沉的空气，那就在高楼里期待滚雷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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