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政府允许伪造或复制美国产品，那就是在窃取我们的未来，也就不再是自由贸易。”美国总统里根在1985年9月达成《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后如此评论日本。从很多角度看，今天非常像20世纪80年代的翻版，只是主演总统角色的从好莱坞电影明星换成电视真人秀明星，而反派角色也由其他国家取代了日本。

20世纪80年代，日本被描述为美国最大的经济威胁——不仅仅是因为窃取知识产权的指控，也因为对货币操纵、国家支持的产业政策、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及巨大双边贸易赤字的担忧。在与美国的对峙中，日本最终退缩，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失去”的近30年，经济停滞和通货紧缩。如今，同样的情节由中国主演。

中日两国都有令人反感的重商主义，也有其他共同之处：美国向来有为自身经济问题找代罪羔羊的坏习惯，中日都成了受害者。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打击日本一样，今天中国受到的打击是美国日益险恶的宏观经济失衡的结果。不论日本还是中国，美国国内储蓄的严重短缺导致巨大的经常项目和贸易赤字，为美国相隔30年对亚洲两大经济巨人开战奠定了基础。

1981年1月里根上台时，净国内储蓄率为国民收入的7.8%，经常项目基本平衡。在两年半内，里根大受欢迎的减税政策让国内储蓄率暴跌至3.7%，经常项目和商品贸易余额变为持久赤字。从这个重要角度讲，美国所谓的贸易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作自受。

但里根政府否认这一点，它完全不顾储蓄与贸易失衡之间的关系。相反的，责任被推到日本头上。20世纪80年代前五年，日本占了美国商品贸易赤字的42%。因为对不公平和不合法的贸易行为的各种怨恨，对日本的打击大行其道。当时的领军人物是一名年轻的美国副贸易代表，名叫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

快进30年，相似之处显而易见。和里根不同的是，总统特朗普接手的美国经济并没有充足的储蓄。2017年1月特朗普上台时，净国内储蓄率只有3%，远低于里根时代开始时的水平。但特朗普与他的前任总统一样，也选择了大规模减税，里根高举“黎明到来美国”（morning in America）的新大旗，特朗普则是“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结果是可预料的联邦预算赤字扩大，其增幅足以抵销通常伴随成熟经济扩张而来的周期性私人储蓄增加。结果，净国内储蓄率在2018年底实际上跌到占国民收入的2.8%，导致美国国际收支平衡严重赤字——2018年底，经常项目逆差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6%，商品贸易缺口为4.5%。

这正是中国取代20世纪80年代日本所扮演的角色之处。表面上，威胁似乎更大。毕竟，2018年中国占了美国商品贸易赤字的48%，而20世纪80年代前五年的日本只占42%。但这一比较被全球供应链所扭曲，因为20世纪80年代基本上不存在全球供应链。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数据表明，中美双边贸易赤字的约35%至40%，来自在中国以外生产的半成品，然后在中国组装并运到美国。这意味着中国制造占美国当前贸易赤字的比重，实际上要小于20世纪80年代日本所占的比重。

和20世纪80年代打击日本一样，今天所爆发的打击中国也因为美国宏观经济大环境而大行其道。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如果国民储蓄不提高——从当前美国预算轨迹看，要提高非常困难——贸易只能从中国转移到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身上。美国的贸易转移可能会转向全球成本更高的平台，美国消费者将受到冲击，等同于增税。

讽刺的是，特朗普也任命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贸易战老将莱特希泽负责对付中国。不幸的是，今天的莱特希泽对于宏观问题与当时一样糊涂。

在两场贸易战中，美国否认现实，近乎妄想。里根政府陶醉于未受验证的供给侧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减税能够自我集资的理论，没有认识到日益膨胀的预算和贸易赤字的关系。如今，低利率的迷人力量，加上最近对巫术经济学“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的滥用，对特朗普政府和国会跨党派打击中国同样有吸引力。

储蓄不足的美国经济所面临的严厉宏观经济约束之所以被忽视，原因很简单：通过减少预算赤字来提振国内储蓄，最终降低贸易赤字的做法，在美国得不到政治支持。在医疗支出占GDP的18%，防务支出超过第二至第七大军事预算之和，减税令联邦政府税收减少至占GDP的16.5%，严重低于过去50年的平均17.4%的情况下，美国还想鱼与熊掌兼得。

这一旧戏重演，至少让人非常不安。美国再次认为打击他人——以前是日本，现在是中国——要比自力更生容易得多。但这一回，这出戏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结局。

（作者Stephen S. Roach是耶鲁大学教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前主席，著有《失衡》）

（英文原题：Japan Then, China Now）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