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的潜在风险似乎有日益上升之势，国际组织和经济学界均异口同声警告，世界经济很可能因此而出现衰退；长远而言，当前一体化的经济结构，更可能分裂为不同集团之间的对峙，甚而威胁二战结束后全球基本和平的局面。尽管贸易的好处已经为实践所证明，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代表的保护主义势力，却持续引领反全球化风潮。其背后民意所持有的态度和立场，恐怕不是经济理性所足以解释的。不正视这个非经济因素，将无法理解和应对逆全球化的挑战。

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主的世界保护主义现象，其本质当然并不仅限于经贸层面。美国从开征关税伊始，便对中国的要求层层加码，甚至不惜全力围剿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显示贸易逆差只是中美大国博弈的其中一个面向而已。中国崛起对美国世界霸权和技术领先地位的威胁，以及西方发达经济体认为中国在经贸领域采取不公平的竞争方式，都让贸易摩擦的性质变得更为复杂。

但是，单从地缘政治竞赛来理解中美贸易战，却不能解释特朗普的许多外交决策。如果贸易战只是为了遏制中国，美国照理应当联合其盟国与友好国家，一起向北京施压，要求中国开放市场，遵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承诺，公平对待所有外资。可是特朗普舍此不为，反而在贸易课题上四处树敌，对欧盟、日本、韩国、加拿大、墨西哥乃至印度等，都利用同样的理由对它们出口美国的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这当然并不否定美国对中国大国博弈的本质，但显然还有别的更深层的原因。

支撑全球化自由贸易的意识形态，是让人口自由迁徙正当化的多元文化主义。这套由西方自由主义精英推销的意识形态，在强调文化平等之际，也隐含着对西方固有文化（基督教传统、白人身份认同等等）的敌视，因此主张开放国门迎接异族、异文化移民。这在经济上为资本提供了新的劳动力和消费者，但却打击了本国低教育、低收入群体的生存状态。所以，虽然以华盛顿学术媒体精英、华尔街金融资本、硅谷新科技企业和好莱坞自由主义左派为主的统治阶层拥抱多元文化主义，一般民众却对之越来越反感。西欧各国的人口老化，则为开放移民提供了理由。

移民的大量涌入，制造了新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欧美国家固有的白人原住民，感受到自己所熟悉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社区关系，都面对异族入侵的巨大威胁。在欧洲，北非、中东和南亚的回教移民大量涌入，他们非但拒绝融入主流社会，更因为基督教和回教的历史矛盾，在杂居后形成新的宗教关系紧张。在美国，操西班牙语、不熟悉白人清教徒文化传统的南美拉丁裔移民，以及人数逐渐增加的中东和南亚回教移民，同样引发了基层白人民众的不满。

英国脱欧、西欧各国极右翼政党意欲取代主流传统政党、主张在美墨边境筑墙阻挡非法移民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都反映了掺杂着白人种族主义、反移民排外主义、保守主义等元素的民粹势力崛起，跟当下西方统治阶层的主流意识形态，即以多元主义为基础的全球化自由贸易体制，发生了根本上的矛盾。支持这股逆全球化的基层力量，更担忧的是自我身份认同所面对的威胁，虽然自由贸易也伤害了他们的就业和经济利益，但远不及他们所感受到的文化传统的生存威胁来得深刻。

所以，自由贸易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正确性，并不能说服民粹主义者接受既有的安排。换言之，他们反对全球化的理由，是无法用经济理性来反驳和改变的。忽视这个隐藏的非经济因素，就不能全面理解当前逆全球化这股大势。特朗普或许担心中国的崛起，甚至有意要遏制它来保护美国霸权，可是他的选民更在意的，是美国清教徒文化传统的存续，而且不惜锁国也要背水一战。正视这个因素，是解开贸易摩擦死结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