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云竹：中国军队越来越强硬？正常操作而已(2)

观察者网：您曾多次参加“香会”，对于今年的议题设置，您怎么看？

姚云竹：“香会”通常都会以美国国防部长的专场演讲开始，今年增加了中国国防部长的演讲专场。美国代理防长沙纳汉详细阐述了美国的印太战略。而与之相对应，中国防长演讲的内容是中国与国际安全合作。

除此之外，在全体人员参加的大会上，还针对地区热点和当前紧迫的安全问题，设置了有关朝鲜半岛未来走向、变化着的亚洲安全秩序和挑战、预防竞争领域的冲突、以及确保地区富有韧性和保持稳定等议题。同时在六个平行分组会上，也设置了网络安全、海上合作、南太平洋的战略利益与竞争等议题。我认为议题的设置照顾到了出席者广泛而又不同的安全关切，有一定的容量；同时也抓住了当前最紧迫的安全问题，有利于进行具体讨论。

观察者网：这次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参会，并在演讲中提到了贸易摩擦、台湾问题。您觉得他想对外界释放什么样的信号？

姚云竹：魏部长在会议的第二天有一个50分钟的专场发言，是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最引人注目的活动之一。一开始，魏部长就表明自己是“为交流互信而来，为和平合作而来”。

从他的发言和回答问题来看，他在努力践行自己的这一目标。他认为中国在世界大变局中，选择了和平发展，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和文明互鉴的路径。并具体介绍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政策与作为。他也非常坦诚和直截了当地对与会代表表明了自己对台湾、南海、朝鲜半岛和中美关系等问题的看法。

通篇来看，他的发言强调了要进行合作，共同解决问题。当然，在讲到台湾问题时，他传递的信号也是十分坚定明确的：“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哪有不统一的道理？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别无选择，必将不惜一战，必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维护祖国统一。”

观察者网：中美竞争是一个热门话题，无论在“香会”，还是其他论坛上都是如此。例如，美国著名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一直以来备受争议。由这一理论出发，一些人认为中美之间注定会有一战。对此，您怎么看？

姚云竹：艾利森教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知名教授，我与他多次交往，很尊重他，但我却不能完全同意他的观点。把2500多年前历史上的战争当作国家兴衰和大国轮替的普遍规律，并用此来说明中美之间必然会走向战争，这里面忽略了很多因素。

当今世界与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世界都有太多不一样。我们已经步入经济全球化、信息数据化时代，中美关系更为复杂，更为矛盾，也更不能用简单的分析框架进行解释。除了利益的冲突与对立之外，中美之间仍然还有大量的利益交织。通过战争来解决利益冲突和对立，对哪个国家来说都不是一个明智的办法，也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此外，中美都不构成对对方的生存威胁，也没有一定要消灭对方的意识形态，不会发展成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竞争、冲突、对抗会发生，但也还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退一步说，中美两国都是核武器国家，都掌握着可以给对方造成巨大损失的核武器。冷战的经验告诉我们，核武器还是能够起到慑止战争发生和升级的作用。今天，中美两个核武器国家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并升级为大规模战争甚至是核战争，我觉得这是很难想象的场景。希望核武器有足够的威慑力，使中美这两个大国，最终不至于走向军事冲突。

完全套用历史上的一个案例来描述、比拟和假设中美关系的未来，并不一定科学。

当地时间2019年6月1日，新加坡，第18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出席。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然而两国关系却蒙上了阴影。前不久，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傅高义先生表示，虽然美国政客和高层现在对中国很不友好，但这并不是美国社会主流的情况。对于这样的说法，您怎么看？在您的观察中，美国社会各个层面对中国的观感是否存在某种共识？

姚云竹：我觉得社会各个层面的意见往往是多元多样的，在美国、在中国都是如此。毕竟中美两个大国有那么多的人口，有那么丰富的文化结构，还有那么不同的利益区分。美国的民众目前对中国的看法总体上来说还是友好的，当然也会有一些不理解和不满意。现在更关键的问题是美国政府、美国的精英层、企业界、包括美国的媒体，对中国的看法在逐渐转向负面，这种转向有深刻的原因，不会因为某个总统当选就会改变，换个总统就还会变回来。政府和精英群体以及媒体的看法会对公众的对华认识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可能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现。

从当前的情况看，美国的政策界可能已经形成了对中国要强硬起来的共识，但还没有形成如何对待中国、如何强硬起来的共识。要形成一个国家的共识，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一定的舆论动员，与中国更多的互动来不断验证并修订认知，以及更深入广泛的讨论。当前在如何对付中国的问题上，并没有出现上下一致、两党一致的共识，甚至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内部，在政府不同部门的内容和之间，在行政部门与国会之间，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都是有很多分歧的。考虑到这些分歧和差异，就很难总结出美国社会对中国所谓的“主流看法”。但是决策层和精英层对中国的认知，确实发生着负面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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