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保淳

“韩国瑜应该不应该参选总统？”这是近几个月来有关2020年总统大选备受争议的焦点论题。

在讨论这问题之前，必须先厘清：所谓的“应该与否”，是纯然的情理命题，而非法律命题。从法律的角度来，任何人只要符合参选总统的法律要件，都有权利投身于竞选行列之中，韩国瑜无论从任何法律角度来说，都绝对有十足的参选资格，这是任何人不得剥夺的。之所以强调这点，是因为在台湾过去的选举史上，的确出现过企图利用修法的途径，阻挡某些人参选的例子，如马英九，就差点因为出生地在香港，而备受民进党阻拦，尽管此举未能奏效，但在选举的过程中，却还是成为民进党猛烈攻击的口实，故此，强调韩国瑜参选的“合法性”，是绝对必要的。

当然，任何事体的判断，不能全然从“法”的角度衡量，“法律”只是最低的标准，在法律之上，还有“情”与“理”的层面，而任何一个政治人物也都必须接受此一高于法律的检验。

“情”是指“人情”，具体来说，指的是其决定是否孚洽于人情。韩国瑜当初在高雄市民的瞩盼下，当选高雄市长，此一充满托付与信赖的“人情”，当然是韩国瑜所必须直接面对，且给予交代的，而韩国瑜的备受攻击无疑也都聚焦于此。

韩国瑜事实上也在这点上承受着最大的压力，选民的付托，这是何等沉重与神圣的使命？韩国瑜当然不至于忘却这一必须偿还的“人情”，因此，几经踌躇，几度深思，迟迟不愿表态，最终才在访美归来后，慎重决定了参选的决心。当此之时，国民党中已有朱、郭、王3人表态参选，而这3人，无论是在高雄市长选前选后，都曾经对韩国瑜有不同程度的支持与协助，韩国瑜必须与这些曾对他有过奥援的“同志”直球对决，更于高雄市民之外，多了一层的“人情”包袱。

高雄市民的付托，是责任问题，韩国瑜必须对当初许下的“高雄发大财”，实践承诺。许多支持韩国瑜选市长，而不支持其出马选总统的人，最大的忧惧是，韩国瑜一旦向上攀升，则国民党无人可与虎视眈眈于一旁的陈其迈竞争，高雄市终将会再度沦陷于他们所厌恶的民进党之手，这就等同于“高雄发大财”的许诺落空了。

表面上，这是言之成理的忧虑，其实则未必如此。选战的胜负，向来与打棒球一样，球是圆的，谁能预先论定胜负之数？少了韩国瑜，陈其迈就能势如破竹、横扫蓝军，这是高估了陈其迈，低估了民进党施政30年受人嫌厌的程度。而且，选战致胜的关键，在于临期的经营，如谓陈其迈必能趁虚而入，获得胜选，则当初就不会以超高于韩国瑜的民调而惨遭滑铁卢了。因此，与其忧虑其可能之失，而自缚手脚，倒不如齐心协力，思考以最佳的人选及策略，在韩国瑜高升之后，全力以赴。更何况，韩国瑜如果能斩将搴旗，获得胜选，则其挟总统之威势，尽全力以辅选，趁胜追击之下，又何愁不能克敌制胜？至于“高雄发大财”的承诺，又何愁其不能体现？

同志的竞争，是道义问题。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以报，这是道义，韩国瑜当然必须回报。但回报的方式不一，未必非得用“不争”的方式为之。韩国瑜深知2020年是中华民国生死存亡的决战，国民党退此一步，即无死所。台面上的朱郭王诸公，尽管皆颇具胜选的可能，但以目前情况来说，唯韩国瑜的声势最高、希望最浓，在唯一胜选的考量下，当然必须派出最可能获胜的人选，这是毫无悬念的。孔子谓，“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总统大选攸关紧要，韩国瑜当此之际，只该“揖让而升，下而饮”，却也是“非争不可”。更何况，这只是国民党内的初选，谁胜谁负，尚未可武断，韩国瑜已经表态，即便其未能脱颖而出，都全力以赴，支持同党的候选人，这就是“君子之争”，无亏于情理、道义。

至于“理”上，事实上韩国瑜也有不得不出马参选的理由。首先，韩国瑜之当选高雄市长，不仅仅只是托付了高雄市民的期盼，更是台湾其他各县市，甚至是海外侨胞共同寄托，不仅是高雄市重新出发的起点，更是中华民国新生的契机，这点，从韩国瑜竞选高雄市长，三山造势、贪食蛇阵，以及赴美所到之处的热烈拥护场合中，有无数的参与者是非高雄选民的情况中，是可以获得验证的。

更重要的是，国瑜有心，视民如伤，而执政者却不甘重挫，不但视韩国瑜如寇雠，铺天盖地的加以抹红抹黑，冷语酸言，深入骨髓；更视高雄市民如草芥，对韩国瑜的施政，百般掣肘，这两天还爆出类似水门风波以及前朝官员带走公文事件，韩国瑜就任不到5个月，简直束手缚脚，动弹不得。中央不愿稍加配合，甚且处处窒碍，区区高雄政府，经费有限，如何能够顺利推动？韩国瑜对此，想必是感慨极深、压力庞大的。解决之道，唯有重新夺回中央执政权，然后居高而望，建瓴而下，才能纾解此一困局。因此，就“理”的方面而论，韩国瑜也自有其“非争不可”的出马理由。

中国人论事体，讲究“合情合理合法”，韩国瑜之出马，于情不亏、于理切合，更是于法有据，真不知还有什么好争议、讨论或抨击的。

当然，韩国瑜的出马，多少会引发一些后遗症，尤其是诚信问题。春秋时代，子贡曾经以管仲设问，怀疑管仲，“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应该不值得孔子如此的推崇。孔子回答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韩国瑜未必能比得上管仲，但也绝不是一般的“匹夫匹妇”，面临更高远、更前瞻的理想，有时候，“小德”的出入，往往会是“大德”实践的必经之路。于此，我对韩国瑜是充满乐观的期待的。

（作者为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