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兴杰、张骁虎：竞争止于贸易战且最终结束贸易战，既应该是中美两国的追求，也应该是管控中美关系的底线。

随着中美双方互相加征关税，半年多来通过协商解决分歧的势头似乎在逆转。从贸易摩擦到贸易战，虽然只是称呼的差别，但反映了这场贸易争端的性质悄然发生变化。中美贸易战是经济战，不是军事战，考验的是双方战略迂回和进行合作的能力。就像拳击台上的两个拳手过招，逼入墙角的时候，一方的优势会激发另一方绝地反击的勇气。

在当前贸易战的气氛之下，升级贸易战的趋势比较明显，尤其是美国一方。一是特朗普式的“交易艺术”，在处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提高要价，进行威胁。二是美国国内的选举气氛越来越浓，中国议题正在成为美国选举政治中最重要的外交议题。在选举动员中，口号满天飞，参众两院的民主党领袖批评特朗普对中国不够强硬，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也大抵如此。三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驱动力在发生变化，从商业利益的追求开始向意识形态转变。

农业是受贸易战影响最为明显的行业，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我们的农民是伟大的爱国者，将成为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媒体主任蒂姆•穆尔托在一份声明中说：“农民是爱国的，并且明白有人必须最终要求中国负责……农民理解这场战争的长期性。”

中美贸易战也刺激了中国国内“反美”的情绪，甚至勾起了“抗美援朝”的历史回忆。不过，当前中美关系的性质不同于“冷战”期间的阵营对垒。上世纪中叶，中美对抗了20余年。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1979年中美建交，如邓小平所言，发展中美关系是从全球战略进行考量的。中美建交40年来，双边关系的性质、结构与议题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美关系越来越带有体系性特征。中美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两国的范畴，成为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关系。中美两国都是自带系统的大国，两国关系的发展与全球战略稳定和经济繁荣息息相关。中美贸易战所带来的必然是全球性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在贸易“战”的主题之下，双方有可能只是关注相对收益，但中美关系处于全球舞台的中央，中美双方的损失与收益并不是在双方之间进行分配，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分配。

比如加征关税只是意味着各自的商品价格将提高，市场还是需要寻找替代选择。而这个“寻找”的过程，双方都需要付出更大成本。

中美关系改善与中国对外开放是同步进行的。中国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释放了巨大能量，尤其是加入WTO后的十年里，中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中美双方贸易量巨大，被认为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而中美贸易的形态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那就是从成品贸易向中间品贸易转型。中美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中的关键环节，两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是深层次和复合性的，无论关税还是行政禁令，都与中美经济新结构无法匹配。

以华为为例，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进口管制的“实体清单”后，作为华为供货商的高通、博通的股价出现了大幅度下跌。从供应链的角度而言，华为作为全球性供应链的组织者，其影响已不局限于中美两个国家。华为占全球电信设备市场的份额已经达到28%，获得的5G合同也超过了其他企业。在电信设备行业，华为已经处于全球巨头行列，美国对华为的遏制犹如抽刀断水，不会有效果。

加征关税可能只是中美贸易战中最初步的动作，也是重商主义思维在供应链时代的一种应用。美国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特朗普的政策是非常愚蠢的，因为加征关税的成本也会转移到美国消费者身上。如果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的关税提高到25%，美国人应该会承担1000亿美元左右的消费税。当然，在供应链体系之下，成本的转嫁并不是均等的，这涉及到在供应链中的地位和议价能力。

中美贸易战之下，全球主要股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这说明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另外，东亚、欧洲和美洲三大经济中心形成的产业链的结构也是复杂、深层次的。贸易战事实上加速了产业链调整，加征关税事实上恶化了双方的市场环境。全球经济体系由技术研发、能源生产、组装加工、市场营销等等环节构成。

因中美加征关税，美国的农产品、能源等商品的价格上升，可能无法进入中国市场，而中国需要寻找更高价格的替代品。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贸易战的成本由双方承担，而收益则转移到了能源生产国以及承接产业链转移的国家或者地区。

近年来中美关系的议题已经大大扩充，深入到全球治理等领域，贸易争端只是中美关系的议题之一。议题的扩充无疑增加了中美关系的回旋空间，但同时也代表着中美关系的潜在忧虑。如果对抗不断螺旋上升，卷入的议题就会越来越多，最终变成全面对抗。对于中美双方而言，竞争止于贸易战并且最终结束贸易战，既应该是两国的追求，也应该是管控中美关系的底线。

（注：孙兴杰，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张骁虎，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助理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