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社会分化，民粹主义就有了市场；而社会越分化，“局外人”就越容易进入政治过程。拉丁美洲更是典型。二战以来，这个广大的地区一直往返于极端左派和极端右派之间。根据美国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政治学教授科拉莱斯（Javier Corrales）的研究，1989年以来，拉丁美洲共有13位几乎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人当选总统，他们背景各异，有军官、商界大亨、媒体人物、艺术家、经济学博士、工会领袖甚至神父。

“民粹主义”和“局外人”崛起之间的关系，犹如鸡与蛋的关系，两者互为依存、互为强化。今天精英纷纷谴责民粹主义，因为民粹主义使得他们的政治饭碗破碎了。民粹主义的确有其“毒害性”，不仅会导致内部的不稳定，也表现为外部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等。但从历史看，民粹主义实在是历史的必然，社会高度分化了，民粹主义必然成为“弱者的武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就表现为内部的民粹主义和外部的民族主义。在欧洲资本主义早期，人们就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德国政治家俾斯麦为了拯救资本主义，主动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保障政策，以保障劳工的利益。但很显然，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使得类似的局部社会保障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社会主义运动因此成为必然。正是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福利社会。没有任何理由相信，马克思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会自然演变到今天的福利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完全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

“局外人”无法改变现实

今天的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再一次为民粹主义运动准备了物质条件，再次为“局外人”提供“革命”（改朝换代、夺取政权）的机会。但问题在于，“局外人”能够革命，但能够改变社会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不能”。“局外人”不仅不能改变现实，反而会造成新的危机。每一次“局外人”夺取政权成功，普通民众都会欢呼“人民的胜利”，但之后普通人就会面临“人民的危机”。原因很简单，说穿了，就是“既得利益”所为。

传统上，所谓的“局内人”就是既得利益。传统西方精英政治就是“局内人”动“局内人”，“左手”改革“右手”。尽管西方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但不管哪一个政党，都代表既得利益。既得利益根深蒂固，任何形式的选举都动不了它们，这使得民众对传统政治人物、对传统政治体制失去了信任和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民粹主义成为民众改变政治的有效工具。很多参与者并不对未来抱很多幻想，但他们抛弃现存自称为政治精英的决心是坚定的。

事实确实如此。即使在夺取政权之后，“局外人”仍然面临原来“局内人”所面临的问题，那就是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困境。在全球化状态下，资本和技术都是流动的，国家已经失去经济主权，但政治主权因为“一人一票”制度得到了强化。“局外人”即使取得“政治主权”，但其他方面的主权仍然掌握在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精英手中。技术的进步更是不以政治意志为转移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正在取代越来越多的工人，而所有政治人物对此毫无办法。

再进一步说，今天资本所拥有的能力已经超出人们的想象。不管怎么说，社交媒体也是被资本所控制的。如果社交媒体对资本没有什么害处，资本就会放任其作为。但一旦资本感觉到基于社交媒体的大众民主的有害性，那就另当别论了。人们不难想象，当控制和操纵足够大量信息的互联网巨头，自己出来选总统的未来情景。美国一些政治人物尤其是民主党人，近年来一直呼吁监管互联网和分解互联网。互联网公司垄断和控制了太多的信息，即使是选民的“意向”，也可以是资本所塑造的。当选民成为资本的“被操纵者”时，政治人物（无论是传统的“局内人”还是今天的“局外人”）就会无计可施。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未来政治越来越趋向于“空转政治”。政治可以高度自主，民众的确被赋权选举出自己想要的总统，但总统影响不了其他精英群体，更做不了什么事情来改变现实。这和传统的政治“自主性”刚好相反，因为传统上“政治的自主性”指的是政治人物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能够自主决策来影响整个社会。但“空转政治”的“自主性”表明总统尽管有足够的权力（人民的选票），但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加缪的存在主义仍然是对的。世界继续会是一部荒诞剧。对一些“局外人”来说，进入了体制就摇身一变成为了“局内人”；而对另外一个“局外人”来说，即使进入了体制，仍然是“局外人”。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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