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台湾《工商时报》

中美贸易战自2018年开打以来，被形容为两只大象打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估计，中美两国的经济规模在2019年将分别达到21.4兆及14.2兆美元。亦即美国经济自2015年超越欧盟加总GDP后，今年将进一步拉大差距，足足比经济规模达18.7兆的欧盟多出2.7兆美元──大约相当一个英国或法国的经济规模，而中国经济则将在今年超过欧元区19国达13.6兆美元的GDP总和。

中美两国彼此的量体与持续纷争让学界担忧，万一两国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难保不会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相关论述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要挑战现存的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将回应这种威胁，而使得战争变得无可避免。但是美国特朗普总统启动贸易战乃是不希望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一方面的说法则认为在全球权力转移的过程，如果一个新兴大国不愿承担领导责任来积极稳定国际经贸与金融秩序，则将造成全球经济的混乱与安全失序，所以美国要透过贸易战来让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此外中美两国改革议程对撞，也是纷争发生的原因。美国的经济模式向来是海外代工，再进口最终成品供其国内消费。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最大宗产品前三名，分别是电脑、智慧型手机与服饰用品，而这三大类产品多为美国品牌，所以中国企业只是负责供应链下游的加工与组装。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总统时，打着要将工作机会从中国带回美国的旗号，当选后，特朗普开始对海外代工与进口品课税，最终目的是将制造供应链拉回美国国内，意谓美国经济的改革议程是从一个世界市场，设法找回世界工厂的精神。

中国的经济模式则恰好与美国相反，中国企业多是亚洲跨国供应链的一环，目的是供应美国市场的需求。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为了维持9%以上的经济成长、因应5%的出口下滑，祭出了高达4兆人民币的刺激方案，硬是将当年的固定投资拉抬了24%。过度投资的结果是经济受了内伤──产能过剩，是以中国经济必须设法去产能、去杠杆、调结构，亦即活血化瘀，积极提振内需、努力降低对外需市场的倚赖。故中国经济的改革议程是从一个世界工厂，转型为未来的世界市场。

中美两国的改革议程虽然目标相反，但不见得一定要以冲突的方式来化解。中美贸易战的法源来自美国1974年贸易法项下的“301条款”，该条款主张美国的贸易对手政策或行为违反与美国经贸协定义务；或有不合理、不公平贸易行为，则美国总统被授权可以对该国提高进口品关税、提出补偿，或是要求与美国洽签双边协议。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双边协议，可以上纲至自由贸易协定（FTA）。2018年12月G-20习川会以来的中美谈判，基本上双方都是以朝向和解的方向协商，未来即将签署的双边协议会对六大议题进行规范：技术转让、智慧财产权、非关税障碍、服务业、农业与汇率。以议题范畴来看，除了国有事业补贴与关税调降外，几乎已经达到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架构。

所以如果北京提出与华府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构想，将有助于落实中美两国各自的改革议程。再则自贸协定向来有以竞争加速改革的效果，中国其实是可以藉此有效地引进美国的压力，排除内部反对改革势力。然而自贸协定一定会涉及国企改革，惟国有企业是北京最不可能妥协、退让的一块，因此未来中美虽有协议，但强调要将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政府不太可能“牺牲”国有企业改革，而将未来协议升高至自贸协定规格。

中美贸易战让很多在中国投资经营的台商萌生鲑鱼返乡的念头，一则以避开美国的拉高关税，再则其实是因为中国大陆的人口红利不再，且环保法规越来越严格。根据经济部公布讯息，台商回流将投资超过2,000亿台币。如果对照台湾在2019年的GDP，也就是台商回流对经济成长的拉抬效果至少是1.1个百分点。

即将签署的中美协议，中方将会在6年内采购美方的能源、农产品与工业产品，总值达1.2兆美元，每年为2,000亿美元。这项采购必然会引发贸易移转效果，虽然美国与台湾在中国市场的出口结构相似度不高，但诸如汽车零组件、机械设备、化学制品等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重迭。巴克莱银行估计可能会衍生199亿美元的对台冲击，每年对台湾GDP成长的负面影响则大约是0.5个百分点。第一年基本上是利大于弊，即回流投资利多大于贸易移转伤害，但是未来的5年，台湾经济还是必须提出有效因应对策。